当前世界经济的不确定性及中国的应对（2）

新兴经济体遭遇集体困境

2013年，尽管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首超发达国家，约占全球的50.4%，但对于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却下降至74.6%。发达国家的政策调整抬高了自身金融市场的利率，改变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投资收益对比，促使国际资本从新兴经济体向发达国家回流，导致新兴经济体股市、汇市大幅波动。资本市场的脆弱性使得一些新兴经济体特别是脆弱五国（印度、印尼、巴西、南非及土耳其）的货币大幅贬值，输入型通胀压力上升，股市明显下跌，经济增速放慢。为阻止资本外流，新兴经济体往往需要收紧货币和财政政策，如巴西自2013年5月在半年内5次升息，累计升息250个基点；印度在9、10月份两次升息，累计升息50个基点，但这些措施又会使本已减慢的经济增长雪上加霜。新兴经济体自身原本具有内在的脆弱性，各自面临着较多的结构性矛盾，有的严重依赖能源资源出口，有的国际收支长期逆差，有的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当外部环境转趋不利时，其增长往往呈现波动加剧、风险上升态势。IMF所预计的2013年金砖国家经济增速，印度为3.8%，巴西为2.5%，南非为1.9%，俄罗斯则仅为1.5%。

全球增长动力依然疲弱

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都在寻找重振经济的新的增长动力。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积极抢占新一轮能源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制高点，以保持在国际产业分工中的优势地位，如美国借助页岩气革命改变了能源结构，降低了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依赖。但总体看，新一轮工业革命尚处孕育阶段，大范围的新的领先产业仍处于寻求阶段，关键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缺乏实质性突破，短期内还难以形成强有力的新经济增长点。主要发达国家的结构性问题远未解决，在技术进步缺乏突破的情况下，发达国家难以形成新的市场热点，居民消费中低速增长，企业投资意愿不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不足，这也使得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不够强劲，只能维持低速增长。在发达国家需求持续疲弱、国际资本异动困扰、各国自身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凸显下，金融危机以来“风头正劲”的新兴经济体也突然“黯然失色”地普遍失去强劲增长势头，让世界经济近期增长前景放缓。

中国的应对

全球经济的缓慢复苏及其不确定性所带来的挑战与风险，使得金融危机以来各国普遍实施的非常规危机管理开始转向常规的宏观管理，结构性改革的全球竞争全面展开，世界经济复苏开始走向非线性之路。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以来，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要更好地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努力为全球发展作出贡献。2014年是全面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第一年，也是我国推进全面深化结构性改革最为重要的转折点。中国应当清醒面对全球调整的“倒逼”效应，以深化改革挖掘新一轮增长的源泉。经济学的理论与实践表明，中国经济的周期变化内生于世界经济周期性的变化。未来一段时间里，中国将会顺应当前世界经济环境的深刻变化，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和体制创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构建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新一轮对外开放，在国际市场汪洋大海中搏击风浪，倒逼深层次改革和结构调整，加快培育国际竞争新优势。”当前，世界经济进入技术创新拓展期、全球化红利递减期和增长模式调整期，中国原有的依附于全球失衡的增长模式、全球化红利的分配模式以及与世界旧有格局相协调的产业模式都必须作出相应的调整。李克强总理指出，当前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正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凸显，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但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通过加快自主创新，突破“有限后发优势”，规避高技术产品的低附加值化现象来深化专业化的潜力，与此同时，需要加大人民币“走出去”战略实现金融政策与贸易政策的融合来发挥金融促贸易的功能，扩展外需的新增长极。

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只有改革才能助推中国经济转型，中国将对经济转型的方向、路径、速度以及目标进行科学规划和演化调整，从而在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上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