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国文化安全战略的思考

文化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的存在总是以内在的、潜移默化的方式制约和规范每一个体行为,赋予其根据和意义。文化安全对于一个国家而言，除了主权以外最重要的部分。文化安全问题之所以存在,不仅在于各种文化的异质性特征及由此产生的冲突,也在于各异质文化安全本身具备共同的特征，正如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 1927－2008年）所言：“对于人来说归根结底最重要的,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或者经济利益。人们认同之所在,人们为之而战、而牺牲的,是信仰和家庭,血统和理念”在当今世界,领文化之先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十分重视文化安全，美国的文化安全策略渗透到了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贸易政策之中，它无处不在。在其文化产品大行其道的同时，美国政府还通过广播、电视、网络及文化活动等向他国进行单向的文化输出，传播美国式民主、价值观、文化及生活方式，这种对异质文化的打压和颠覆，突显出美国文化安全政策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攻击性倾向。

一、全方位的文化安全管控模式

美国联邦政府没有设立文化部，没有单独的文化立法，美国政府文件也甚少出现“文化”字眼，连全球通用的“文化产业”一词在美国也换成“信息产业”或“娱乐产业”，但这并不说明美国对“文化”或“文化安全”不予重视，恰恰相反，美国通过中央情报局构建了世界上最独特的全方位文化安全管控模式，形成了向全球推广其意识形态领域中文化斗争。对于这种表里不一的现象，美国外交史学家弗兰克·宁柯维奇认为是因为美国人“对‘官方文化’历来比较反感，对文化的政治控制有根深蒂固的敌视”，导致美国政府尽量在表面上割断政府与文化、信息的联系，以迎合美国人具有“深厚历史根基”的自由主义理念及对意识形态的抵制态度。

事实上，美国政府很早就形成了一套对文化、文化安全的管控模式。在这种体系中，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简称NSC）起着关键作用。这个由美国总统直接领导的高级幕僚机构，其成员包括副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中央情报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总统国家安全顾问、财政部长、国土安全部长等人，主要职责是统一协调美国国家内政、军事、外交和文化方面的安全政策，向总统提出战略建议。每届美国总统都会依据NSC的评估在任期内发布一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提出未来美国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战略方针，为具体政策的制订提供依据。因此，美国并非不讲文化安全，只不过美国文化安全政策“渗透于它的国家整体战略和政治、外交、军事、经济和贸易政策之中”。这恰恰说明，美国文化安全政策并非毫不重要，而是“无处不在”。

另一方面，美国虽然没有设立文化部等机构，但构建了全方位的文化安全执行机制。在NSC的协调下，包括国务院、财政部、国防部、国土安全部（2002年建立）、中央情报局等在内的政府部门共同执行国家文化安全政策，在对外文化交流、意识形态渗透、国内文化安全防护等方面各司其职。在美国政府看来，文化安全涉及美国的核心价值，是国家安全战略中的核心战略之一。美国国土安全部首任部长汤姆·里奇提出：“在文化领域，安全问题十分重要。我们必须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安全问题。恐怖分子不仅是怀揣炸弹的人。思想与文字同样会对我们的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二、利己主义的文化安全理念

我们认为，美国的文化安全理念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是文化安全成为国家安全战略核心。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将文化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核心战略的国家之一，维护文化安全成为举国体制。在NSC的协调下，美国政府各重要部门都参与其中，形成庞大的文化安全网络。在政府支持下成立的各种基金会，在世界各地开展文化扩张和渗透，维护美国的文化安全利益。为确保这个举国体制高效运行，美国政府还根据形势变化作出调整。比如在“9·11”事件后，时任总统布什称美国面临的安全威胁是“激进主义和技术的结合”，他不仅提出“先发制人”的反恐策略，而且强调，“在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的战争中，我们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终极目标为保卫我们的民主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而战”，这表明，维护美国的价值与文化始终处于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地位。

二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文化政策导向。美国无论在制订文化安全政策还是在开展国际文化贸易方面，都以国家利益最大化作为基本政策导向。早在1950年美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科学和文化物品进口协定》时，就坚持要保留不进口可能对美国文化产业发展构成损害的文化商品权利的条款，以保护那些还不具备国际竞争优势的文化产业。到了20世纪80年代，当其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逐渐取得垄断地位后，美国便立即抛弃“文化例外”的说法，高举着文化自由贸易旗号在国际文化市场攻城略地，有时还为争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不惜利用国际贸易争端解决机制，对他国的文化贸易保护政策提起诉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