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贫富差距为何越来越大（2）

全球化与科技进步、产业升级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资源配置和财富分配的半径大大延伸，但是，真正能够走出去并且在全球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赢得胜利的，却是极少数大财团、大寡头。

必须看到，投资贸易，特别是金融交易全球化快速发展，亟须加强世界范围内的统一治理，包括投资和贸易法规、财税和金融制度、国际货币与国家货币体系等方面的规范和统一，但非常不幸的是，在苏联解体之后，美国一极独大，世界上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相互抗衡的局面发生重大逆转，联合国发挥作用的条件遭到削弱，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各国自我保护意识增强，竞争进一步加剧，全球化的统一治理比冷战结束之前两大阵营内部的相对统一性明显减弱了。这也使社会对大财团、大寡头的制约或制衡不是加强了，反而是削弱了。

另外，随着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人类社会已经从工业化初期普通加工业占据主导地位，大量中小型企业欣欣向荣推动中产阶级快速发展，逐步进入到工业化发展后期，并开始向信息化社会迈进，高科技发展和大金融服务占据主导地位。

新兴的文化体育产业所培育出来的明星群体的价值快速上升，这同样推动社会资源和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大财团、大寡头、精英群体集中，而中小型普通加工业的发展必然走向下坡路，机械化、智能化等对普通加工业工人的替代性增强，中产阶级的财富和蓝领工人的收入增长必然受到制约。

瞻望未来，互联网、大数据、信息化、全球化的发展，意味着更广泛、更深刻的资源整合，都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贫富差距。

货币超发、贬值致财富隐形的再分配

当今社会是货币商品经济时代，货币既是价值尺度、交换手段（中介），也是价值储藏手段和财富的象征。

在货币脱离金银本位制之后，货币本身几乎失去使用价值和价值，成为纯粹的法定货币或信用货币，成为社会货币性财富的象征。但单位货币所代表的财富的价值（即币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货币总量与财富总量的对比关系：货币总量的增长快于财富总量的增长，即货币超发，则币值就会下降；反之，币值就会上升。

在现实社会中，各国货币政策的把握，都是希望保持一定的通货膨胀率（推动一定程度的货币贬值），包括对主要国家货币的汇率贬值。因此，在现代货币体系中，贬值成为货币命中注定之事。特别是在面对经济下滑、金融危机乃至社会动荡、战争需要时，世界各国都会大规模扩大货币投放，进而推动货币大幅度贬值。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选择呢？

这是因为，货币贬值，意味着现有货币性资产（现金、银行存款、固定收益的有价证券等）所代表的财富价值就会减少（遭受损失），而货币性债务（标明货币数量的债务）和不易变质的资产就会升值（受益）。

这就有利于刺激消费和投资，减少储蓄，推动经济发展。这实际上是对既有财富的再分配（隐形税收），但由于这种分配的普遍性和隐蔽性，实际上又往往不被社会所认知，比征收某种税费更容易推行，只要这种变化能够为社会所忍受，而不是让很多人明显感受到实际购买力和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就一般不会遭到社会的强烈反对。另外，扩大货币投放，主要是通过扩大社会负债来实现的，这也意味着通过透支未来增加当期的财富，实现当期的繁荣，也容易为当期社会所广泛接受。

但非常不幸的是，由于货币贬值这种隐形再分配功能的存在，在货币脱离金银实物约束、成为纯粹的法定货币、货币总量完全由货币当局人为把控的情况下，其存在的好处很容易诱惑人们过度滥用，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世界主要经济体纷纷扩大货币投放，甚至推出非传统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社会负债率快速提升，推动货币总量成倍增长，但世界经济却持续低迷，意味着货币必然大幅度贬值，越来越多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明显下降，甚至其生活、生存都受到威胁。

而少数人的财富却迅速升值，特别是一些人的财富增长并非劳动收入所得，而是通过投资房地产、名贵家具、字画、珠宝、瓷器等，主要依靠价格上涨所致（几近不劳而获），并由此迅速扩大了贫富差距，严重激化了社会矛盾。

可以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社会负债和货币总量迅猛扩张，单位货币明显贬值，成为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快速扩大、社会矛盾明显激化的一个突出重要的原因。

转型期的社会腐败等其他要素

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推行改革开放，推动新一轮全球化30多年来快速发展，也推动很多国家社会制度和发展方式的深刻转型。但国家制度破易立难，特别是一些国家数千年发展历史和文化的深刻积淀，很难在几十年、上百年的时间内彻底改变，在旧的制度和道德体系被打破，新的制度和道德体系尚未完善的转型时期，社会腐败和利益调整将非常严重和激烈，也很容易扩大贫富差距、激化社会矛盾。这也是很多国家在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之后，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难以自拔的根本原因。

同时，在资本流动自由化、全球化程度非常高的今天，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权贵大量向发达国家或地区转移财富，也会推动资本流入国家和地区资产价格的上升，推动社会财富的两极分化。

人类社会制度安排，总是面临效率和公平的两难选择，要找准最佳平衡点非常不容易，何况这种平衡点又会随着国内外环境变化以及人们思想和诉求的变化而变化。但作为国家治理或全球治理，又必须努力寻找和维持这种最佳平衡点，探索和走好“中庸”之路。现在，过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人类社会文明与发展最严峻的挑战，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有效措施积极加以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