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未能准备好接受这个“500万男孩”的,还有我们社会的救助机制。据报道,目前所有的善款都直接进入杨六斤的个人账户,银行卡和密码都由自己掌握,也就是他和监护人一起决定,没有任何第三方机构的介入。从报道来看,“表示愿意辞职照顾他未来的生活”,并表态“决不乱用捐款”的堂哥,俨然充当起了监护人的角色。虽然在巨款之下,我们仍可不对堂哥有所怀疑,但假如他真的动了什么心思,我们可有办法监管?而与此同时,是将有限的爱心资源集中用于一个杨六斤,还是普惠于更多的杨六斤,亦是必须考虑的社会救助问题。
也许,最需要适应的还是杨六斤自己。他能获得爱心捐助,无疑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但在另一方面,他毕竟仍是一个14岁的少年,而且“其知识水平远远达不到该年级学生应有的水平”,因此他将如何打理那从天而降的巨款,显然并不容易,而这笔巨款最终到底将有益还是有害于他的成长,现在似乎也很难得出判断。从某种角度说,我倒宁愿杨六斤仍是那个吃野菜的小男孩,而不是现在这个背着500万善款的“公共人物”。贫穷与艰辛,至少是一种真实,而一夜之间仿佛中了彩票一样的命运转折,这样的虚无感对一个人的改变,却有各种可能。
爱心固然可贵,但必须明白是,对于那个“吃草男孩”而言,他真正需要的可能并不多,仅仅是基本的儿童权利保障罢了——但社会未必对此有充分准备。如果说,社会曾经容忍这个小男孩在六年中像野草一样艰难地生长,那么我们也必将看到,怀揣500万现金的杨六斤以另一种方式继续艰难地生长。
【启示与思考】
在杨六斤被带走之前,据他本人了解,捐款已达200多万。正因如此,即使杨六斤表示了留在深圳的极大意愿,康桥书院亦担心这200多万会落人话柄而不敢强留。从他6岁失去父母抚养,到4年前失去爷爷奶奶彻底成为弃儿,根据节目明确表示是当地书记带着电视台采访六斤,即镇政府并非不知情,却在这些年间毫不作为。
从弃儿到“宠儿”,是舆论对杨六斤遭遇的生动概述。他未必知道这500万意味着什么,也未必能洞悉身边的人和政府机构对他从漠视到关注的真正缘由。
从报道看,杨六斤的堂哥也参与了“接人”事件,但我们无法苛责于他。堂哥常年在外打工,自己的孩子也是留守儿童,尽管如此,他仍每年为杨六斤留下500元钱。在这一事件中,真正值得思量的,是当地政府的作为。
尽管杨六斤获捐500万后,当地政府从深圳学校“抢人”的误解已得到澄清,但杨六斤独自艰难生活6年的遭遇仍暴露了当地政府在救助孤儿方面的失责。不管是对杨六斤的存在毫不知情,还是知情却不闻不问,当地镇政府都难逃缺位质疑。
事实上,经媒体报道网络发酵后,杨六斤的故事已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悲情故事,他无可避免地和当地政府的形象连在了一起,舆论指责当地镇政府等部门无所作为,并质问“杨六斤吃草的时候,你们干吗去了”?用成人世界的思维打量当地镇政府的举动,接孤儿杨六斤回家,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挽回形象和面子。对于孤儿等个体而言,媒体报道后引起的连锁反应使“坏事变好事”,可对当地政府而言,这分明是一桩形象丑闻。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媒体报道,如果没有500万善款的“激励”,杨六斤是不是依旧还是弃儿?可是,在缺位了6年之后,今天要如何表现,才可能挽回形象?恐怕有一条必不可少,就是真正替杨六斤考虑,让杨六斤更好地成长。
杨六斤的命运转折只是个案,杨六斤的遭遇却不是唯一。有资料表明,类似杨六斤这样的事实孤儿,全国已有61.5万,他们是否都得到了妥善救助?他们中还有多少杨六斤?他们中的杨六斤不可能都“幸运”地被媒体关注,那么他们是不是也在过着“吃野菜充饥”的生活?归根到底,保障孤儿的生活以及他们的未来,还要靠政府部门主动发力,而不是寄托在媒体的偶遇上。杨六斤从弃儿到“宠儿”的境遇变化,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当地政府部门失察的窘相。这也给其他基层政府提了个醒,照看好治下的孤儿,别再让他们成为杨六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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