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说：而6月20日，他的堂哥也和广西当地政府官员一同来到深圳接六斤回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也表示愿意辞职照顾他未来的生活。
堂哥杨取林：我能力帮他盖房子，我肯定帮他。
记者：捐款怎么处理？
堂哥杨取林：目前盖房子肯定是我自己想办法。
记者：捐款怎么处理？
堂哥杨取林：我希望跟他商量之后，等他，跟他商量再说吧。
广西隆林德峨镇副镇长：（捐款）也是他堂哥打里，但是目前没有很详细的计划。
评论员：观众的担心和质疑其中一个关键一点，就在于六斤他没有合格的监护人或者公众所信任的人或者机构来监管六斤的发展和这笔善款。我们下面继续连线北京师范大学公益研究院院长王振耀的先生。王院长您也提到了建议，社工的介入、一些媒体或者公益机构的介入来监管六斤将来的生活和善款的使用。实际上六斤是有监护人的，比如说他的母亲、堂哥，但是实际生活中监护人又是缺失，在实际的生活操作当中，什么样的人和机构可以弥补这个空缺，成为一个负责任的监护人？
王振耀：直接的回答是政府。全世界从各个国家的经验来看，都是政府承担起像这些监护人缺位情况的监护人，这是一定要注意。儿童福利行政要是现代制度的话，一定是政府承担起更多的责任。另外一方面我要特别的提醒大家的作为当年我在民政部工作的时候，我管这件事情，我知道全国农村现在普遍流行的一种过去的习惯，就是爹死娘嫁，我们一般叫事实孤儿。像这样一些孩子，应该纳入到孤儿养育津贴的保障制度当中，这样政府就能承担起责任，同时政府的儿童福利行政也需要特别加强。作为一个公共管理的人，承担起来一定的责任，像他这样的一些问题，包括盖房子，包括善款的使用，没有政府的参与，没有公共组织包括民间慈善组织的介入，其实将来会面临着更多的矛盾。
评论员：王院长，刚才您提到一个概念，事实孤儿。现在讨论实际上跳出来对六斤的一个人生活的安排和对他这笔善款监管的问题上。面对庞大的事实孤儿的群体，那些本拥有监管人资格，但是实际没有起到监管人作用的人，我们怎么转移或者剥他的监管权，在生活的当中法律当中，有操作的实际的案例和成功的案例吗？
王振耀：实际现在法律上这一方面是相当大的空白。咱们定的是公安、民政部门来执行，但是实际这个法律定的非常原则，就是如何剥夺监护人的权利。下一步如果对孩子们要实施各种各样的儿童福利保护政策，进一步发展，一定要注意要调整好这样的政策。
评论员：在政策调整调整过程当中，谁在这个过程当中来充当承担监管机构、监管人比较合适？
王振耀：我个人认为，根据别的国家的经验，恐怕要专门的儿童福利机构，从现在来看，民政系统坦率的说，还是比较合适的监管机构。
评论员：多谢王院长接受我们的采访。王院长提出了一个事实孤儿的概念。现在我们现又是去父母，查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的孤儿，也就是事实孤儿有61.5万名。
我们看到六斤从一个弃儿到宠儿这样一个过程，实际更提醒我们，如何用理性和法律制度性的安排去安排这些孩子未来的生活。
“食草男孩”不可承受的500万善款之重
不论先前那个六年中孤独生长的“事实孤儿”曾经怎样被遗忘，现在这个一夜之间坐拥500万元巨款的小男孩，却成为所有人都需要直面的事实。然而问题在于，当潮涌的爱心成就了杨六斤式的传说之时，我们却发现，所有人似乎都没有准备好要去接受、适应。
首先当然是当地政府。我感到疑惑的是，为什么杨六斤必须回到广西才能处理善款？至于回原学校考试，则更像一个借口，难道在深圳就不能完成义务教育？尽管来自央视的报道，试图打消人们对于当地政府带回杨六斤的质疑，比如“当地政府和堂哥跟深圳康桥学校沟通的十分顺利和愉快”，也表示杨六斤“情绪蛮稳定，挺开心的”。不过现在看来，仅凭此来消除质疑似乎并不容易。
事实上，同样关注此事的《南方都市报》 给出另一种说法，“已喜欢上深圳生活的杨六斤流干眼泪，一再挣扎，还是被带回了广西”。《深圳都市报》也同样写道，杨六斤表示不愿回去，而康桥书院的老师也不想让他走，双方一度僵持，协调两天后，书院最终同意广西来人将他带走。而在最新报道中，康桥书院校长仍表示，杨六斤“在广西孤单一个人不合适，不赞成他回去”。
许多网友都无法相信，当地政府别无他图。这自然是一种陈见，暂时并无依据。但尽管如此，当地政府显然也并没有准备好来适应这个“500万男孩”。一个事实是，当他们将杨六斤像英雄一样抢回之时，作为对先前那个“吃草男孩”负有监管之责的政府部门，并没有向公众表明他们过去在责任承担方面的疏失。这恰恰映衬出一种不合时宜的嫌贫爱富的心态与做法，也就难免让人有所疑虑。另外，假如政府仍旧如此嫌贫爱富，我们又能怎样期待更多的杨六斤得到制度的平等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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