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决策：中国决策体制变革新维度

针对当代中国决策体制存在的弊端，万里在1986年提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党的十三大推动了中国决策科学的研究。随后，多数学人注意到了中国决策体制沿着民主化、科学化路径变革的情况。但决策体制变迁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变化没有引起学界的注意，其中包括决策协商化。至今还没有人对协商决策的重要价值、协商决策的中国实践、当代中国协商决策的路径和平台等重大问题进行探讨。本文尝试就此进行分析。

一、协商决策的重要价值

商务印书馆2011年发行的第5版《现代汉语词典》关于协商的定义是“共同商量以便取得一致意见”。协商对应的英文单词是deliberate，意为商讨、辩论。由此不难看出协商决策是指通过商量的方式决定策略的过程。从这一意义上看，协商决策是对独断式决策的超越，奉行的是利益主体者的商议式决策。实行协商决策对于推动决策民主化、科学化，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具有重要意义，有重要的实践价值和学术意义。

协商决策是决策民主化的重要表现。决策民主化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决策体制变革的重要方向。从一定意义上说，协商决策属于民主决策的重要范畴。协商决策是民主决策的重要表现，反映了民主决策的本质。协商决策能够反映多数利益攸关者的关切，有利于提高决策的合法性和决策的贯彻落实。

协商决策是决策科学化的重要环节。决策科学化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决策体制变革的重要维度。决策科学化与协商决策虽然不属于一个范畴，前者注重数理统计、数据分析等科技手段的运用，后者则注重参与人之间的商议和辩论，但是决策者根据科学数据进行决策的过程，依然需要商量、讨论甚至辩论。即使是科学论证的过程也少不了研究人员协商论争的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推行协商决策有利于科学决策，也可视作科学决策链条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协商决策是中国决策变革的重要取向。中国决策体制变革正在沿着民主化、科学化和制度化的轨道继续前行。这是中国决策体制变革的大方向。在前进的过程中，同样不能忽略协商环节的存在，甚至要提到方向性的高度来看待协商决策。在当今文化多元态势明显、社会矛盾层出不穷、国际局势并不太平的状态下，协商决策日益凸显出巨大的实践价值。

二、协商决策在中国的实践

中国既具有重要的协商文化传统，也有过协商决策的实践，历史和实践证明，协商决策能够带来和平稳定胜利，独断决策会带来内乱挫折失败。这是当下协商决策能够在中国落地的文化土壤、心理基础和实践基础。

20世纪中国协商政治的初步实践体现了协商决策的巨大力量。尽管当时的中国还不存在完全意义上的协商政治，但已经有具备部分协商政治特点的协商政治实践。20世纪初，中国曾经搭建起众议院、参议院的政治架构，提供了协商政治的平台和场所。20世纪20年代，中国两大政党即国民党和共产党实现了政治合作，推动了革命高潮的到来，推翻了部分军阀统治。30、4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尝试，其实质是建立一个包容性更强、代表性更广泛的民主协商的政权。中共取得全国政权筹建新中国时，借助民主协商完成了建国大业，成就了中国协商政治实践的一段佳话。随后建立的政治协商制度，也可视为协商政治的一部分。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协商政治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发展，建立起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积极发展协商民主，保证了改革开放决策的顺利实施，也保证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由人民共享。

而近代以来的中国历史则表明，背离协商的独断决策会带来惨重后果。20世纪初，袁世凯拥兵自重，孙中山不得已把民国总统位置让给他。皇权思想极重的袁世凯逐步把刚搭建的协商决策框架打碎，试图建立新的王朝政治，结果受到全国人的唾弃，中国陷入军阀混战局面。1924年开始的国共第一次合作由于国民党单方面背信弃义而宣告失败。1936年开始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在取得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妄想消灭共产党，独享抗战胜利果实，国共内战爆发。建国后，领导人的独断决策使中国经历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灾难。近年来，不少群体性事件的发生就和决策者没有与群众充分协商有关，决策者该解释的时候没有解释，该商议时未和群众商议，导致矛盾激化。

当然，协商在西方国家也有实践，从古希腊的平民大会到今天的国会，都表明了协商的力量。只不过西方的协商决策参与人群范围日益变窄，现在已沦为精英俱乐部里有钱人的游戏。相比而言，中国决策协商的范围广、界别多和层次性强，但同时也还有很多需要继续完善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