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苇町：使反腐成为推动改革的强大助力

核心提示： 在治本的正式制度出台之前，中央已经给了各级党政干部纠错的时间和空间，要求他们认清大势，今后走廉洁从政的道路。反之，如果他们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故，那就“老帐新帐一起算”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打“老虎”、拍“苍蝇”、落实八项规定、加强制度建设的力度前所未有，党风和社会风气变化之大，也超出大多数群众预期。党和政府公信力进一步提高，全党全社会凝聚力进一步增强。但近些日子，党内和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声音：担心在经济下行时，如果反腐败和纠风动作太大，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其中美林银行关于中国会为当前的反腐败付出1000多亿美元经济代价、GDP增速下降超过1%的测算数字，被不少媒体转载。而高档酒店、餐饮等行业的经营惨淡，富人移民、资金外逃，还有一些干部为“避嫌”而无所作为等现象，也被人多次列举。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对于正确认识当前的改革和反腐败形势非常重要。

反腐背景下高消费行业萎缩，代表社会消费和分配结构更加合理

无论从当前经济生活的表层，或者从一个短的经济周期来看，美林银行的测算数字和人们列举的现象，都不能说是空穴来风。但如果从经济生活的深层或者一个长的经济周期看，这种暂时性困难，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推动改革的重要机遇期。“八项规定”公布后，首先受到重大冲击的是豪华酒店、高档餐饮旅游业、高端烟酒和奢侈品销售。据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数据，2013全国680家5星级酒店的全行业营业额同比下降25%左右，其中的餐饮、会议收入下降将近20%。人们这才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这些行业的生意火爆，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畸型的公款消费之上的，是对属于全体纳税人的公共财富的虚耗。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能靠公款支撑起这些行业。如果我们靠放宽公款消费标准，走回头路来“拉动消费”“救市”，就如同一个人靠啖自己的血、食自己的肉来解渴充饥一样。

因此，根本的办法是通过落实“八项规定”形成的倒逼机制，促使这些行业和企业的进一步市场化转型，由过去主要瞄准政府购买力转向社会购买力，努力拉动起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现在很多五星级酒店由依赖会议消费和公款宴请转向婚宴和接待旅游团队；高端烟酒茶行业从100%的暴利降到30%甚至20%以下。这一切都说明，短期的阵痛才能带来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这也是一种转变发展方式的改革。与高端消费场所营业额下降相伴随的，是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三公支出”的急剧减少。李克强总理讲，2013年中央国家机关“三公”经费减少35%，31个省份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与此同时，当年中央预算对民生的投入明显增加：教育支出增长9.3%，医疗卫生支出增长27.1%，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13.9%，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10%……尽管由于二者的规模不同，虽并不能说后者之所得就是前者之所失，但公款高消费行业的萎缩和与民生关系密切的行业得到更多资金支持、更快发展，都会促进社会消费和分配结构更加合理化，使之更加接近市场经济比较规范国家的政府支出结构。

因此，只强调某些畸形发展的行业经营惨淡，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不是科学态度。而且，这种变化也在倒逼政府传统行为方式的变革。这都要求我们去进一步探寻“廉价政府”和“高效政府”相结合的制度创新模式，因此，“八项规定”不仅是加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措施，也是推动政府改革的重要措施。

以反腐败保障改革，以改革来深化反腐

改革开放的三分之一世纪，是中国发展最快、人民群众得实惠最多的时期。但如同邓小平同志所说，发展以后的问题，并不比发展前少。尤其是在经济社会转型期，一些公共权力还过多地介入市场，“设租”和“寻租”，不仅严重影响了经济效率，还导致腐败蔓延，社会收入差距扩大，遭致群众严重不满，成为引发很多群体性事件的重要因素。而在财政体制和干部考核机制尚未根本改革情况下，靠卖地弥补财政缺口，靠举债上项目创造GDP，尽管是一些地方政府的无奈选择，但有的也隐含着制造腐败机会的强烈动机。他们先以低地价拿走农民的地，再以高房价挖光居民的积蓄，这个差价又在房地产商和有关部门间层层分配。许多建设资金还被暗中剥离、流入某些人私囊。因此为压低实际造价而偷工减料和无资质施工，又导致桥断、路毁、楼塌、地陷等飞来横祸，不知会在何时何地发生。

显然，公共权力一旦和资本结合，其最大的神奇之处，就是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一个海外家族企业几代人才能完成的积累。商场上难免有笑有哭，有赔有赚，但他们永远只赚不赔、大小通吃。这就决定了能够攀上中国财富金字塔尖的，除了熟谙商场与国情的经营奇才外，还有另外两种人：一种是依靠权力暴富的，另一种是靠收买权力即对权贵者进行利益输送上位的“草根富豪”。以致“一个富豪出了事，上百个干部倒下去”的现象一再重演。而通过移民把非法聚敛的财产移到海外，也成为一些人正迫不及待要做的事。

因此，中国经济社会要想健康发展，离不开反腐，也离不开改革。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政府在提出简政放权后，又加快推进权力清单制度，界定权力的边界，防止滥用权力。并在大幅度取消行政审批事项后，强调还要取消200项含金量高的行政审批事项。这样可以大大增加地方和企业的经济活力，鼓励了群众的创业热情，也削弱了一些部门赖以谋取利益的权力基础。李克强总理说，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要“言出必行，说到做到”。

还有，在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权力过多地介入资源分配，为权力的滥用提供了可能，而公共权力行使的个人化和缺乏制约监督、则使权力的滥用成为必然。有位学者说得好，如果不能把官员手中掌握的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就会有更多官员被关进“笼子”。因此，完善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最根本的还是要从领导制度上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也就是习近平强调的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大量事实证明，从严执纪固然可以遏制腐败，但腐败的实质是以权谋私，如果管不住权力，仅针对各种具体的以权谋私行为发禁令，必然堵不胜堵、防不胜防，迫使纪律越订越多、条款越订越细，而相比随着形势变化不断出现的各种花样翻新的以权谋私活动，我们永远至少慢半拍。

因此，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管住权力是根本。包括在领导体制改革中，除了坚持民主选拔干部、健全民主集中制原则外，还要对“一把手”过大的权力进行适当分解，这既是加强权力制约监督的需要，也是保护我们的主要领导干部，不要让一些心怀叵测的人以为“搞定一把手” 就搞定了一切，从而把他们作为用糖弹密集轰击、千方百计拉下水的对象。

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各项改革举措，也要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要求。过去我们的改革，单兵突进的多，成龙配套的少，改革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很多腐败机会。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产生了很多“官倒”，而一些地方国企改制的匆忙推进，更造成了很多“经理人自肥”现象。等制度规范了、法制健全了，已经有一批人钻空子暴富起来了。结果“跑在前面的砍了尾巴，跟在后面的掉了脑袋”。这不奇怪，因为改革往往是从一个方面首先突破，必然打乱原有的制度配套，却不一定能马上形成新的配套制度，这时最容易出现腐败漏洞和机会。

因此，在三中全会要求改革要加强顶层设计的同时，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改革必须同防范腐败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也就是说，如果做不到基本同步，我们宁可先缓一缓，也不要莽撞行事，才能保障改革健康扎实地推进。这里，不仅要及时查处改革过程中产生的腐败，尤其是要严惩以改革为名的腐败，才能维护改革的尊严与权威，保证改革能在风清气正中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