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把历史的包袱转化为现实的财富

隔着历史的长河，眺望120年前的甲午战争，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金一南引用了两句话——一句是人们常挂嘴边的：“中国历史悠久，包袱沉重”；另一句引用了国防大学政委、空军上将刘亚洲的话：“胜利者有一百个爸爸，失败者永远是孤儿。”

“甲午战争就是孤儿。”金一南说，“面对孤儿，你能找出一大堆毛病，父母为什么遗弃他？人们的同情心在哪里？社会需要承担什么责任？甲午战争的失败同样可以找出一大堆理由。”

“其实，无论是失败者还是胜利者，都是‘连汤带水’的。日本你打赢了，不证明什么都是你优，万劫不复的军国主义道路带给日本的巨大灾难，直到今天还有余孽。中国我们战败了，不证明我们什么都劣，知耻而后勇带给我们空前的变革动力，从民族救亡走向民族复兴。”

“所以要总结失败，不仅不能遗弃这个孤儿，还要努力完成这样的转换：把历史的包袱转换成现实的财富，转换成民族向上的动力，转换成突破阻挡、实现伟大民族复兴的动力。”在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前夕，金一南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所表达的，不止于祭奠和殇思，更在于如何背负它前行。

突变\觉醒

文汇报：一个多月前，在上海远东出版社《甲午殇思》图书首发式上，您将甲午战争带给我们的震撼概括为“知耻而后勇”。“耻”不难理解，是指近代史上这场敌我双方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日本联合舰队却一艘未沉。“勇”怎么理解？

金一南：胜败的巨大反差用最直观、最残酷的方式对整个民族的思想体系和社会架构产生巨大冲击，“勇”就是指冲击之下催生的民族觉醒和变革动力。

你一定在很多解放战争题材的影视剧中看到过战败的国民党军官的托词：“不是我们无能，而是共军太狡猾了！”如果以这种心态反观甲午战争，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对手的强悍，那就永远找不出症结所在。

必须要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军事的、文化的，各个方面的原因可以找到一箩筐，但可能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体制。甲午战争是落后的封建体制与先进的资本主义体制、落后的生产方式与先进的生产方式之间的抗衡，它用失败证明了封建王朝这种体制再也无法维护一个民族国家的安全。

西方从1648年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之后，现代民族国家逐渐成型，而我们中国一直没有成型，长期以来的概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天下谁的？皇帝的。打败了，谁打败了？皇帝打败了。割地，割谁的地？皇帝的地。赔谁的款？赔皇帝的款。国破未必家亡，只是改朝换代而已。所以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当地民众站在远处观战，英军登陆后，民众还曾主动向侵略者出售蔬菜、牲畜、粮食。1860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周围有民众甚至也加入哄抢园内财物行列。帮英军引路的中国人也有。三元里抗争没有成为普遍现象。

也是在19世纪中期，东方的日本也遭受了西方坚船利炮的入侵。在紧迫的形势面前，中日不约而同作出同样的抉择——变革。中国发起了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

洋务运动不彻底，强调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单纯地引进西方的技术装备，“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不触及制度本身。明治维新则对宪法、政治体制、经济体制进行全方位变革，当时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他还发表了《日清战争是文野之战》，认为文明淘汰野蛮实属必然。

这样来看，甲午战争可以说就由两支海军的交战，变为两种制度的碰撞。日本举全国之力与清廷的皇权较量。它严酷地检验了当时的中国是传统而非现代的国家，是皇帝个人而非全民族的国家，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败是中国人第一次对民族国家的真正觉醒。

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推出戊戌维新，认识到仅仅从器物层面改造中国是不行的，中国不是器不如人，而是制度不如人。但当时这种觉醒还不是全民族的觉醒，还只是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觉醒，是统治集团少数精英人物的觉醒。

一战之后，中国自以为是胜利者，结果照样被别人肢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被转让给日本。哪有战胜国被当作战败国一样处理的？于是五四运动爆发。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觉醒，觉醒面空前扩大了，但还不能称为民族的觉醒。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中国人这才真正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是要杀中国的人，要占中国的地，才真正认识到这个国家是中华民族的，国破就会家亡，整个民族都要遭殃。赔款是赔谁的钱？老百姓的钱。统治阶层提高赋税，大家都交钱。割地是割谁的地？当然是割大家的地。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到1937年全面抗战，中国人真正的觉醒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这个转变过程，甲午战争起到了重大的催化作用。甲午战争之前孙中山还是一个改良派，还给李鸿章等人不断地写信提建议。1895年《马关条约》签订后，孙中山再不写建议书了，他去檀香山成立了兴中会，提出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这场战争彻底改变了孙中山，他觉得这个王朝不行了，必须推翻它，大清王朝本身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实现自己民族利益的最大障碍。由温和的改良者变成激烈的革命者，孙中山思想的突变，本身就是甲午战争所带来的重大间接成果。中国最早的一批革命党人，就此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