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关于“新法治十六字方针”的答问（4）

答问五：为什么新十六字方针在讲到守法时提出的是“全民守法”，“全民守法”解决什么问题呢？

我认为“全民守法”这个提法解决了我们这些年一直在争论的谁来守法的问题。大家知道，这些年关于法是为谁制定的，法到底是治谁的，有很大的争论。有的学者说，法是治官的、不是治民的，这样的观点，表面上看，好像很具有“政治正确性”，很符合“群众路线”，但从法理上讲，这样的观点是不成立的，说得尖锐点，带有民粹主义倾向。法是一种普遍性规则，这个规则适用于哪个主体，哪个主体就要适用。不是说，法就只是治当官的。当然，对于当下中国一些官员贪腐蔓延这样一种现状，人们出于一种义愤，说法就是要治当官的，这只是一种情感表达，一种发泄，不是一种理性的、学理的、学术的观点。法律是一种普遍性规则，这种普遍性规则是不分当官与当民的，当然对于一些特别主体法如公务员法、或以后可能制定的反贪腐法、官员财产申报法等，适用于特定对象，是毋庸置疑的，但不能说法就是治谁的。这样的说法不符合法理学对法律性质和作用的一个基本判断。所以提出“全民守法”这个概念(这些年我一直在提“全社会”这个概念，接近于“全民”的概念)，是指不论什么主体，只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都要守法。当然“全民守法”不单指全体公民，还包括法律拟制人，即除了自然人，还要包括法律拟制人，如政党尤其是执政党，国家公职人员，国家公权力机关，等等，守法主体是要作分类的。因此，“全民守法”这一概念的提出就把我们这些年争论的守法主体问题给解决了。

答问六：怎样理解“新法治十六字方针”与原来的法制十六字方针的区别与联系？

所以我认为，新十六字方针是法治文化的经典表达，它同原来的作为法律文化表达的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是有区别的。当然，原来的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仍是重要的，十八大报告对它仍然做了强调。这又涉及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之间的关系，或者实质法治观和形式法治观的关系。原来的法制建设十六字方针虽然是一种形式法治观的表达，或者法律文化的表达，但它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法治文化和法律文化之间是有一个内在的联系，没有法律文化，法治文化就是空的，正如同我近年反思过的，发达的法治状态应该是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的共存，而不是我们许多人认为的是由形式法治向实质法治的过渡。“共存说”可以正确地诠释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两者的关系以及对于实现法治的意义，而“过渡说”忽略了形式法治对于实现法治的重要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