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探索和启示（2）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三大阶段

1840年是中国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洪流的标志。此后中国的仁人志士都在努力探寻中国复兴之路，从器物层次到制度层次再到文化层次，不一而足。单从制度演进角度看，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历程可分为以下三大阶段。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迷惘阶段（1840—1949年）。1840年之后，不少先进分子开始思考中国落后的究竟，病急乱投医现象随之出现。有人觉得武器落后，就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有人觉得文化落后，就提出“打倒孔家店”、鼓吹“全盘西化”；有人则从制度上寻找原因，准备向日本或向英美国家学习他们的政治经济制度。尤其是辛亥革命后，各种社会力量在建立什么样的国家治理体系问题上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和较量。一些人企图复辟帝制，一些人尝试建立君主立宪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个阶段的国家治理基本呈现中央丧失权威、军阀割据、各管一摊的局面，治理体系残缺不全，王朝统治与军阀治理混合，没有形成有效的治理体系。不同时期的执政者都试图建构起一套适合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从袁世凯恢复帝制到孙中山效仿欧美政制再到蒋介石实施威权统治，都没有成功。在这个阶段，尽管提出或实施了若干治理设想，出现了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若干因素，共产党也提出了民主治理的高远诉求，但还停留于迷惘阶段，远远谈不上治理体系现代化。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初步探索阶段（1949—1978年）。这个阶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中国的最初阶段。中共利用革命期间积累的治理经验，把党的基层组织密布于中国广大乡村，组织动员社会力量大大增强。同时，为建立一个现代化国家，中共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多方面进行了卓越创造。在制度建构上，政治方面建起了人民民主专政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和多党合作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相配套的体制机制；在经济方面，通过向苏联学习，建起了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形成了比较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在文教卫生社会管治方面，颁布了一些制度规章，还建设了一些法律制度。这为中国从前现代国家向现代国家治理的转变提供了制度基础。当然，这个阶段的治理方式经历了较大曲折，刚开始围绕生产力发展而设计的体制机制，随着领袖思想的转变，逐渐转向围绕阶级斗争展开，使得这个阶段的治理特点呈现为运动式治理。从而使得一些好的制度设计没有得到实际实施。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变革阶段（1978年至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开始以全新的治理视角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从治理理念上看，抛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观点，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且表示“一个中心”一百年不动摇。从治理特点上看，更加注重遵循客观规律，提出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按照政治社会发展规律来推进政治、社会发展，开始从革命向改革回归，开始从斗争向和谐迈进。这个阶段制度建构创新取得巨大成就，基本实现了从革命化的治理体系向现代化治理体系的转变。具体来说，经济上，在坚持基本经济制度的前提下，推动计划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治上，在坚持根本或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创造性建构了基层民主制度，推动决策制度向着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方向发展；在社会生活层面，提出了依法治国方略，基本建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推动着治理方式从人治向法治艰难转变。与此同时，文化体制、社会治理体制、生态文明建设都取得积极进展。但毋庸讳言，还存在体制机制不完善、部分制度间尚未形成合力、制度供给不足等问题，这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