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民营企业家（3）

以“共同富裕”为前提的资源配置优化者 企业家是通过“创新”实现资源配置“优化”的人

创造“企业家”这个术语的法国经济家J·B·赛早在1800年就说过：“企业家将资源从生产力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较高以及产出更多的领域。”[11]德鲁克也说，企业家并非是“资本家”、“投资商”、“雇主”，反而可能是一名“雇员”。[12]只要他体现了企业家这个名词的实质——通过“创新”达到了资源配置的“优化”。因此，以所有制、行业、职业、岗位的不同来界定从业者是否为“企业家”，实际上是一种肤浅表面和自我防卫！被尊称为我国“治生之祖”的战国初期富商大贾白圭认为，无论从事经济、政治和军事的人都应有大智大勇和仁义之心。《史记》记载：白圭“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苦乐，驱时若猛兽鸷鸟之发。故曰：‘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策，仁不足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告之矣。’”[13]

白圭的“仁、智、勇、强、俭”，难道不是从事任何行业和企业者的共性吗？恐怕在他眼中，只会搞钱，没有“仁、智、勇、强、俭”的人，是不能称之为“商人”的；就如在德鲁克眼中，没有创新、从而也没有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者，不能称之为企业家一样。现实中，如果一个企业主只知道搞钱，不搞创新、特别是科技及管理创新，不重视社会责任，不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仅按“资”分配），那么，即便他有亿万财富，也仅仅是一个“老板”而已。

位列世界500强的国有企业——中信集团原董事长孔丹先生曾说：“中信的财富……从根本上说，最重要的是中信有创新的能力。因为中信是在市场竞争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14]

企业是否由“企业家”经营的五个标准

从企业家本质出发，对一个企业是否由“企业家”经营综合起来看有五个标准：第一、遵纪守法，企业信誉良好，对国家税收贡献大；税收比利润更能说明企业经营的“好坏”。第二、业务与国家战略需要及社会潮流相符合，注重生态文明；企业及其成员爱国敬业，有社会责任感。第三、以科技创新和管理创新为主驱动发展；产品市场竞争力强，有品牌效益。第四、有适合自己的经营管理“模式”；财务稳健，虚实比例合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第五、劳资关系健康，企业文化向上，走共同富裕之路。

为谁配置？配置给谁？怎么配置？

不同社会制度下的资源配置都存在价值判断（性质和特点），即——为谁配置？配置给谁？怎么配置？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企业（国企和民企）和企业家优化资源配置当然要以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的性质要求为前提。

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基本经济制度是我国坚决维护的“国家核心利益”。这个世界从来没有什么“中性”的经济学，经济学从来都是政治经济学，都是为某个国家或阶级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

习近平同志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关系巩固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如何更好体现和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进一步探索基本经济制度有效实现形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强调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15]由此可见，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并不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唯一”实现形式，只是实现形式的重要选项“之一”。一些重大的科技攻关项目和事关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的战略性行业和企业是不能靠混合所有制来解决的，还是要国家主导和自主。学者王文伯称，2014年2月，中科红旗倒闭宣告了国产操作系统旗舰“红旗linux”的失败。对我国信息技术领域来说，这就好比“两弹一星”的研制突然流产。这样一个承载著重大使命的战略工程，因公司董事长去世就成了“没娘的孩子”，加上合资各方意见不一、管理不善导致资金链断裂等，在实施十几年后轰然倒地。重大战略项目的研发、推广和管理，应区别于一般项目，要借鉴研制“两弹一星”的成功经验，形成强有力的领导力量和机制，不能让市场过度左右。[16]

一个社会采取什么样的分配方式，是由其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制度、特别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决定的。我国必须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基本分配制度，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即是此理！

按劳分配就是对按资分配的否定，不搞按劳分配，公有制就失去其经济意义。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要“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 既是民族企业以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制度为前提优化资源配置的方向和原则，又是解决劳资关系问题的重要抓手。

被称为“欧美跨国公司的灾难”的民营企业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在健全劳动、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方面做出了榜样。“任正非解释了华为不同寻常的股权结构，称自己只持有1.4%股份，其余都是由公司员工持股，这对华为的成功至关重要。‘我认为，这就是华为能够赶超业界同行的原因之一。华为的员工也是公司的所有者，因此他们往往会着眼长远，不会急于套现’。”[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