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是如何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学分析（2）

二、跨国公司如何操控全球财富分配，从而有利于母国财富增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确立后，基于国际分工的对外贸易始终是资本主义国家获取财富的重要手段之一。英国重商主义集大成者托马斯·孟于1765年出版的《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早已是最有力的诠释。众所周知，国际分工是世界上各国(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社会分工超越国界的结果，是生产社会化向国际化发展的趋势。显然，这里分工的主体是国家(地区)，分工的边界是产业(产业间分工或产业内分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和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国际分工不断深化，即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生产要素为边界的价值链分工(或产品内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不仅主宰了资本、人力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全球流动和配置，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也主导了经济全球化红利的分配，即在增加世界总产出的同时，跨国公司操控了全球财富分配，从而有利于母国财富增加。

(一)主导国际分工从产品分工转化为价值链分工

众所周知，传统的国际分工指产业部门之间的分工，即工业制成品生产国和初级产品生产国之间的国际分工，以及各国不同工业部门之间的分工，分工的边界是产业。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全球范围内市场经济规则的确立和贸易壁垒的逐渐降低，要素特别是资本和技术要素的流动性大大增强。由于市场规模的扩大和交易成本的降低，价值链上的诸多环节(包括生产性活动和功能性活动)得以在全球范围内实现更加专业化的细分。于是，发达国家的大型跨国公司推动了国际分工的深化和细化，国际分工就越来越表现为相同产业不同产品之间和相同产品不同工序、不同增值环节之间多个层次的分工，原来以要素禀赋为基础的国际产业间分工和产业间贸易，进一步让位于基于要素可流动的产业内贸易、垂直专业化贸易和公司内贸易。这样，原来的以国家为主体、以产品为纽带、以产业为界限的产品分工形式逐渐被一种新的分工形式所取代，即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以对外直接投资为纽带、以价值链上劳动、资本和技术等特定要素为界限的价值链分工。

当代国际分工从产品分工向价值链分工发展，是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贸易和投资活动的必然结果。跨国公司是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的产物，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发展迅猛，进入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则出现了一批巨型和超巨型的跨国企业。实力强大的跨国公司按照其全球战略和经营策略在全世界配置资源，实现了全球生产和全球销售。跨国公司以国际直接投资为载体、依其价值链增值方向进行全球区位选择构筑国际生产体系，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通过价值链分工操控全球财富分配，从而增加母国财富

必须清楚地看到，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价值链分工的实质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整合，即跨国公司相关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分布已经不再局限于一国甚至几国的地理范围，而是以对跨国公司有利的所有经济体为势力范围，实现研发、设计、采购、制造、组装、销售、服务等各个环节的全球配置和网络化经营与管理。跨国公司不仅要从各国生产要素(劳动力、自然资源和资本等)的质量和成本差异中降低成本进而获得利益，而且要通过培育全球范围的协同优势增强其对全球不同市场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全面提升跨国公司的竞争优势以攫取高额垄断利润，并最终转化为母国的国民财富。

通过对历史的观察发现，在国际经济关系中，主要优势(尤其是科学技术、管理和资本方面的优势)总是垄断在少数强国、富国手中，它们以这种垄断优势为武器，通过牺牲弱国的利益而走向富裕。因此，在这种“比较利益”中，最大的获益者只能是那些拥有垄断优势的富国和强国。正像马克思所指出“正如一切都已经成为垄断的，在现实，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他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于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自由贸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几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发达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真是太可笑了。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懂得，在每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马克思的这一论断依然正确。

跨国公司依靠强大资本、技术和管理优势，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进行渗透和控制后，便可以通过转移价格、避税、技术垄断、产业链封锁等复杂方式造成一个不可逆的不利于东道国的局面，即东道国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中从事经营活动，但却利润微薄，例如菲律宾的种植业、中国大陆的加工业，甚至伊拉克的石油采掘业。跨国公司仅需支付要素价格(如劳动力成本)，即可拿走东道国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超额利润，使东道固不能获得应有的利润。

基于价值链分工的“微笑曲线”认为，研发设计、原料采购、生产制造、物流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乃至售后服务和品牌管理等多个阶段构成了产业链的主要环节。其中，附加值更多体现在“微笑曲线”两端(指技术、设计环节和销售、服务环节)，而依靠投入劳动要素的部分(主要是制造和组装环节)附加值最低，即参与国际分工的主体在产业链中所处的分工位置决定了附加值的大小。“微笑曲线”展示的制造业利润微薄并不是普遍现象，在全球的维度会发现众多反例。发达国家所从事的高附加值产业，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天然的高附加值产业，而是利润扭曲后的产物。例如，瑞士钟表制造业以及德国制造业都是利润丰厚的部门。瑞士钟表作为高新技术早已经是19世纪的事情，目前瑞士手表的主要部件来自中国和日本；德国制造业也不都是高新技术产品，主体还是以德国中小企业生产中、低等技术产品为主。

因此，利润高低并不完全取决于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也并不完全取决于从事初级产业或者高级产业，更重要的取决于处于主导地位的跨国公司在产业链不同环节的利润分配。以台湾制造业为例，不可否认的是，台湾已经拥有了初步的核心技术，能为国际大型电子设备公司(如戴尔、惠普)提供关键零部件、产品设计、系统集成和精密加工等工作，相对于其提供服务的跨国公司拥有更高的技术水平，但利润依然微薄。可以将“微笑曲线”扩展为更为通用的解释，即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组织者和控制者跨国公司能够操纵利润在不同要素上的分配，把更多的利润转移给偏好的要素。

不仅如此，以初级产业为主的国家也不一定获取不到高额利润。众所周知，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两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农业和矿业)均由本国公司控制，从而在生产制造环节也可以获取高额利润，并进一步将其转化为本国财富，提升本国国民福利水平。例如，新西兰具备了乳制品产业的比较优势，乳制品成为新西兰第一大支柱产业。100公斤牛奶的国际平均成本为45美元，独特的自然条件使新西兰的平均成本仅为30余美元，约为西欧国家的1/2，中国的3/5。在20世纪90年代跨国公司的并购浪潮中，新西兰拒绝了雀巢公司的合作提议，自己组织了奶农合作企业恒天然公司，代表了约95%新西兰奶农的利益。恒天然以要素价格向奶农收购牛奶，按国际市场价格在全球市场销售，取得的超额利润以红利和税收的形式返回新西兰。

再来看另一个和新西兰具有相同比较优势的国家——智利。智利生产100公斤牛奶的成本甚至低于30美元，但坚持新自由主义的智利政府在市场开放中，让瑞士雀巢公司和新西兰“恒天然”进入本国市场并占据主导地位。雀巢和“恒天然”以要素价格向智利农场收购牛奶并以国际价格出口，因而智利的比较优势所能带来的超额利润自然被外国企业取得。即便比新西兰更有资源优势(智利除了出产农产品，还是最大的铜矿产地)，智利也无法达到新西兰的富裕程度。

因此，跨国公司在控制价值链分工后对东道国支付的仅仅是要素的价格，换取了对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所产生的超额利润的分配权。跨国公司操纵要素价值链的附着利润，把要素利润保留或转移给母国以促进母国福利水平的提高。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为资本重新安排国民福利的去向奠定了基础和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