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是如何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学分析（5）

(三)跨国公司与母国政府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对发展中东道国是一柄双刃剑

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的确可以把发展中东道国潜在的比较优势发挥出来，带来初始的经济繁荣(包括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引进技术、吸收就业、扩大出口等)，这对东道国的经济条件改善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对于落后但拥有丰富资源的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带来的好处快速而明显，因此容易被东道国接受。当这些国家摆脱了贫困陷阱之后，若主导产业被跨国公司控制且不能把利润留在国内，则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会停滞不前。高度关注跨国公司对发展中东道国的消极影响(产业控制)，对新兴经济体而言，具有重大意义。

正如垄断优势理论所指出，垄断优势既是跨国公司对外投资的基础，也是它们对东道国实施产业控制的手段和方式。跨国公司源于垄断优势以股权控制、技术控制、成本控制和品牌控制等方式控制国外经营，借以控制东道国产业。引用一份较早的数据，联合国经社理事会(Economic and Social Council-Ecosoc)1978年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70年，墨西哥外国控制的企业占其制造业总销售额的28%，其中，烟草业占80%、橡胶业占84%、电机业占79%、化学业占67%、非电气机械业占62%。英国学者尼尔·胡德和斯蒂芬·扬认为，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产业控制显示了跨国公司拥有相当大的经济和非经济力量，并在寡占性市场结构中会导致过高的价格和超常的高收益等。

中国经济的产业安全问题亟待关注。据《中国产业地图》（中国并购研究中心）统计，中国每个已开放产业的前5名，都是由外资公司控制，在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在我国第二产业中，除电力、军工等极少数国家核心行业以外，外资在水泥行业、钢铁行业、汽车行业、橡胶行业、机械制造行业、石化行业、玻璃行业、酿酒行业、医药行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供水供气行业、煤炭行业、日用化妆品行业、食品行业、造纸行业、纺织行业、建筑业、家具制造业、文教体育用品制造业、皮革、毛皮、羽绒、塑料制造业、工艺品及其制造业等行业中，都占有较高股权和市场控制权。以汽车工业为例，一汽大众、上海大众、东风、华晨、上海通用、长安福特、北汽现代、北京吉普、广州本田、广州丰田、天津一汽丰田、长安雪铁龙等中国汽车销量最大的公司，外资股权均为50%，不包括外资中小企业，外商在华投资和合资控制的53家大型汽车公司，销售额在1万亿元以上，占汽车市场总销售额的60%~70%以上；此外，外资在中国汽车零部件市场已占有60%以上的份额，而在汽车电子、发动机零部件和摩托车配件等高技术含量领域，外资控制企业也高达70%以上；在汽车制造行业，法国米其林和新加坡佳通轮胎等外商独资企业和已被外商控股的轮胎企业，其产能与产量已占有中国汽车轮胎市场80%以上…….

经济剌激计划和庞大的市场需求给予跨国公司丰厚的回报，充分享受了我国经济高速成长所带来的好处和便利。据统计，1990~2004年，外资企业从中国汇出利润高达2500亿美元。据世界银行2008年估算，中国GDP总量中有约40%是外资创造的。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背后，跨国公司通过主导国际分工将中国限定在产业链的低端，只能寂取很低的要素报酬；跨国公司控制了中国主导产业，将大量利润汇回母国；跨国公司挤压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造成了中国国民福利的流失；等等。

四、政策建议

综上所述，跨国公司的本质一方面是全球经济繁荣的动力，另一方面是全球利益再分配的工具。当前的研究过多集中于前者，而相对忽略了后者。发达国家通过国家政治力量，在全球推行有利于本国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制度安排；以跨国公司为载体，充分利用和控制全球价值链，操纵利润流向母国，提高本国国民福利，形成相互依赖、互为目的利益共同体。而东道国则处于利益分配的低端，虽然可以通过获取产业转移、扩大就业创造繁荣的经济增长局面，但在国际制度安排的约束下和无数条全球价值链的绑定下，很多发展中国家陷入长期的贫困中，不能实现国家富裕和强大。

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但主流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的预测并未实现，而我们看到的是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的富国和穷国间差距扩大的预测成为事实。新兴经济体既可以是跨国公司的受益者，也可能成为是猎物。一方面，通过跨国公司带来的资金技术，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源禀赋得以释放；另一方面，如果产业被外资控制，利润被抽离东道国，则新兴经济体则会陷入如拉美和东南亚所经历的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已经实现了经济繁荣，但还没有成为富裕国家。目前，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更要求我们应理性和清醒地对跨国公司进行深入研究，制定符合中国利益和国际规范的政策，对此有如下建议：

第一，对跨国公司的认识上要与时俱进。我们要继续深化改革开放，但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要与时俱进地深化对跨国公司的认识。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的提高淡化了产品的国别属性，但并不意味着其资本“国籍”的消失，区别国内企业和国外企业不是根据其经营的地理位置，而是其利润流向哪里和股东构成等。另外，从长期来看，参与全球价值链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建设生产能力的一个重要途径，但全球价值链的潜在风险应高度关注，因为全球价值链的长期发展收益不是自动获得的。参与全球价值链可能导致在一定程度上依赖狭窄的技术基础从事有限的增加值活动。

第二，重视借鉴国际经验。在充分认识跨国公司的实质、认清跨国公司如何操控全球财富分配的基础上，制定有利于中国国家利益并符合国际规则的政策。要认真研究发达国家和进入高收入行列的新兴经济体是如何巧妙地保护本国企业和市场，防止跨国公司偷税漏税、逃避责任。国际借鉴是对全球化博弈的政府技能提升最有效的方式。正如19世纪时美国有这样一句格言“不做英国让做的，只做英国做过的。”即不是听发达国家怎么说，而是看它在走向富裕的进程中是怎么做的。

第三，重视国家经济安全。要对国家经济安全有充分的保障，除了与国防、安全有关的工业外，一些基础产业的保护也应该放在重要的位置，不能任由跨国公司控制。如农业技术，如果在基因、种子、害虫防治等方面被外国公司控制，将会对本国社会稳定造成巨大的威胁。信息技术、能源也是国家经济安全的核心要素，而金融业和骨干大型企业，是国家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这些领域即便落后，也应适度有效保护，因为它们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第四，改善对各级政府官员的评价考核标准。取消招商引资作为对官员业绩评价的标准，扭转社会上对外资不加思考的欢迎态度，发挥政府的引导作用，对各个产业进行监控；限制外资在已经过剩的领域进一步发展，防范外资对某些行业的垄断。对外资要加强引导，使它们为国民经济做出更加积极的贡献。因为跨国公司垄断必然损害消费者、本土企业和中国国家利益，所以一旦形成垄断，必须用策略加以改变。

第五，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要正确处理国家和市场的关系，“国家和市场密不可分：国家需要市场，市场也需要国家”。中国企业“走出去”不是单纯的市场行为，必要时需要国家权力的支持，尤其是在海外并购中，更需要政府的扶助。同时对国内市场有策略地、有效地保护，让企业能够在本土实现壮大，形成竞争力，这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前提条件。从国际经验看，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了国民收入倍增这一振奋人心的目标，十八届三中全会更为中国从繁荣走向富裕指明了方向。因此，我们更应清醒和清楚地看到，跨国公司在给东道国带来经济繁荣的同时，把超额利润转移给更强大的母公司及其母国。我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在进一步的开放过程中对跨国公司因势利导，趋利避害；在进一步的改革进程中以国家权力有效保护和发展民族企业，为本国企业提供公平的发展环境，确保本国资源禀赋所带来的超额利润留在国内，避免国家经济主导权的丧失，实现国家的繁荣和富裕，保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关雪凌，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副秘书长；

张猛，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国际人文艺术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