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是如何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是如何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编者按:本文摘自《政治经济学评论》,由宣讲家网站编辑校对,供理论爱好者学习参考,转载请注明来源宣讲家网www.71.cn。

内容提要:作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重要载体和现代企业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使它与主权国家并列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的同时,跨国公司也主导了全球财富乃至权力的再分配。财富和权力是国家利益的重要表现,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命题。财富是获取权力的基础,权力是获得财富的保障。在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进程中,发达国家跨国公司以对外直接投资为载体直接服务于其母国利益,主要表现在:跨国公司通过国际分工操控全球财富分配,从而增加母国财富;跨国公司极力淡化其资本的“国籍”进而加速全球扩张;跨国公司与母国政府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成为东道国的一柄“双刃剑”。对此,必须从维护东道国国家利益的角度给予高度关注。

作为资本国际扩张的重要载体和现代企业特殊的生产组织形式,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使它与主权国家并列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在促进世界总产出增加的同时,跨国公司也主导了全球财富乃至权力的分配。财富和权力是国家利益的重要表现,国家利益是国际关系的核心命题。财富是获取权力的基础,权力是获得财富的保障。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并连续十几年成为吸收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新兴经济体。国内学术界在对跨国公司的研究上,更多地将它作为现代企业的一种组织形式,而忽略了资本国际扩张的本质。本文在借鉴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分析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是如何为其国家益服务的。

一、导言

20世纪80年末、90年代初,在冷战结束、科技革命迅猛发展以及全球经济市场化等一系列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资本主义从国家垄断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即国际垄断资本在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作为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载体和现代企业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跨国公司(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发展迅猛,不仅成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引擎和经济全球化的推动力量,而且与主权国家并列为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的行为主体。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同时,也主导了生产国际化进程,扮演着世界生产组织者的角色,构筑起全球价值链。20世纪90年代以来,跨国公司发展更加迅猛,实力不断壮大。全世界跨国公司母公司数量从1990年的3.5万家扩张到金融危机爆发前2007年的8.1万家,这些母公司所控制的外国子公司也从15万家激增至81万家。大体来看,这些跨国公司母公司及外国子公司占有世界总产出的1/3、全球工业生产的4/5、世界贸易的2/3、国际技术转让的70%~80%,以及国际直接投资的90%。作为非国家行为主体,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结构和功能,改变了财富的来源和分配结构,甚至改变了国家权力的构成和运行过程。因此,只有在政治与经济的统一和互动关系中,才能够准确地把握跨国公司的运作机制及其影响,众所周知,现代意义的跨国公司起源于欧美工业发达国家。因此,西方国家理论和学术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主导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系统研究,包括垄断优势理论、产品生命周期理论、比较优势投资理论、内部化理论和国际生产折衷理论等。其中,无论是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研究“零公里界碑”的垄断优势理论,还是作为对外直接投资集大成者的国际生产折衷理论,无论是以国际贸易学说为基础,还是以产业组织理论为前提,作为对外直接投资的“经典研究”,上述理论研究所解决的是企业的投资动机、投资方式和区位选择的问题。无一例外,上述理论都回避了或没有谈及跨国公司的资本本性,仅以跨国公司追逐短期或长期利润为假设前提。对此董有德指出,这表明这些理论的创立者对跨国公司资本本性的深刻认同,或对资本本性合理性的深刻认同。由此可见,上述理论不涉及对经济现象产生影响的政治因素的探讨,更不可能在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中透过现象揭示资本国际扩张的本质。

1975年,罗伯特·吉尔平在其《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对外直接投资的政治经济学》一书中首次将跨国公司与政治经济学相联系,由此开创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先河。吉尔平认为,当前国际关系受权力和财富双轮驱动,国家权力和跨国公司恰好是这两种力量的典型代表;在这两种力量推动下,国际经济联系进一步强化,但同时国际力量不平衡格局也日益凸显。自吉尔平之后,国际政治经济学为研究跨国公司和国际政治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苏珊·斯特兰奇突出了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四大结构性权力,并分析了这些不同结构与主权国家及非政府单位(主要指跨国公司)之间的互动联系及其对国际关系的影响。跨国公司正成为这四大结构性权力的通道,并对主权国家权力的发挥和行使产生重要作用。例如,在安全和生产结构中,随着生产的国际化,发达国家面对战争选择会更加谨慎,并倾向通过跨国公司攫取财富而非战争手段。吉宓对吉尔平和斯特兰奇两人的政策主张进行了比较,他认为,斯特兰奇对跨国公司快速发展下主权国家和市场之间关系的分析有助于完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特征,吉尔平为代表的主流学派对该问题的合理借鉴则进一步促进了人们对跨国公司影响的认识。如果说斯特兰奇是从更偏重于国际政治学的角度研究跨国公司,而格里科和伊肯伯里则试图从更偏重经济学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他们从政府与经济关系的角度,即从权力与市场相互作用的角度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主流问题进行了分析。

卡尔.J.霍尔斯蒂指出,跨国公司作为联结各国间经济活动的纽带,其经营活动的进一步强化,使得各国间相互依存态势出现了新的且更为复杂的变化,各国间的交往活动在变得更加频繁的同时,所需要考虑的问题也更加复杂。基欧汉和奈(2012年)在《权力与相互依赖》一书中也将全球化、国际机制与相互依存(interdepend-ence)这三个概念相整合,强调了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跨国公司迅猛发展条件下国家间的相五依存状态和国际机制如何发挥作用。J.弗里登和丽莎.L.马丁(J.Frieden&.LisaL.Martin)同样也指出,国际投资和国际贸易等活动在一国与其他国家交往过程中能够发挥主权国政府通过政治行为不能达到的作用,这突出表现为经济渗透和政策影响等几个方面。B·西蒙斯和z·埃尔金斯(B.Simmons&.Z.El-kins)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出发建立了一个模型,试图分析经济自由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政策扩散的渠道和作用,他指出,一国潜在政策的更替受到国际竞争和经济上和文化上相近的国家(sociocultural peers)政策变迁的影响。虽然他没有直接论及跨国公司的影响,但无论是经济自由化还是全球化,跨国公司均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势力,因此该模型也可以间接解释跨国公司发展与主权国家潜在政策更替的关系。

国内理论界关于跨国公司的相关研究仍显滞后。余万里首次提出了跨国公司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概念,并梳理了部分学者对此问题的看法。他将跨国公司和国际政治经济学称作是在世界经济重大变革背景下催生出来的一对“双生子”,这种提法有一定的合理性。余万里以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在国际范围内迅猛发展的时期为分界点,总结了在此前后国际政治经济学界对跨国公司相关研究的理论分野。钟飞腾分析了分配效应的政治经济学和政策效应的政治经济学这两大命题对直接投资的影响,又由于跨国公司被广泛看做是直接投资的载体,因此也可以从这两个方面理解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学内涵。由于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活动影响到母国和东道国双方利益的分配,因此母国和东道国均会对跨国公司施加影响使其满足自身利益,跨国公司政治经济学本质上还是利益分配的政治经济学,不过,在边界上由国内转向国际。同时,国内政策效应也不断影响着跨国公司的投资决策和区位选择。秦丽和李诚邦认为,自由主义、新帝国主义和新重商主义等研究跨国公司和东道国政府关系的传统范式已不足以解释当前跨国公司及其对外直接投资的新发展,并引入新的经济社会学范式来解释合作、互惠和竞争同时并存的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关系。

进入20世纪90年代,柏林墙的倒塌和苏联解体,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持续了半个世纪的冷战局面的彻底终结,也使此前长期存在的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的快速统一,经济全球化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跨国公司在推动贸易自由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同时,更加快了资本国际扩张的步伐,主导着生产国际化进程。作为世界生产的组织者,跨国公司将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纳入到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中,并以此构筑起日渐完善的全球价值链。表面看来,跨国公司构筑全球价值链的过程就是资本不断跨越国界追逐利润的企业经营行为,是纯粹的市场力量在发挥作用,是纯粹的经济运行层面的问题,与政治或国家权力因素无关;但事实上,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就进行了关于市场力量和国家权力相互关系的系统理论研究。罗伯特·吉尔平明确指出,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是美国国家实力扩张的结果,研究美国跨国公司必须考虑国家实力因素。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吉尔平更加明确地指出,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只有联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全球政治体系的来龙去脉才能得到理解。这表明吉尔平深刻地挖掘出国家权力因素在支持本国企业开拓世界市场中的作用。事实上,作为非国家行为主体,跨国公司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深刻地改变了世界经济的结构和功能,改变了财富的来源和分配结构,甚至改变了国家权力的构成和运行过程。

然而,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论建设和政策实践上更多地将跨国公司的全球产业布局视为企业自发的市场力量,忽视了发达国家跨国公司首先是国际垄断资本扩张的重要载体,忽视了跨国公司的对外扩张是服务于其国家利益的战略考量,忽视了财富和权力的关系,本质上忽视了政治和经济的互动关系。理论上,从最近30年来我国对于跨国公司问题的研究文献来看,无论是教材、专著,还是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集中于对跨国公司的经典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和全球战略以及经营管理的评介和总结上,鲜有文章从国家利益的视角加以研究。实践上,改革开放30多年来,90%的世界500强企业将中国视为其全球价值链的重要环节,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初始繁荣(包括就业、税收和出口等),但我们“以市场换技术”的初衷井没有实现,资源耗竭和环境污染问题触目惊心,威胁到中国经济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尽管国家鼓励中国企业利用全球资源实施国际化发展战略,但却在提高中国经济市场化程度和企业公平竞争的压力下,无法给处于成长中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政策保障与支持,以至于使企业和国家遭受重大经济损失。

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三大对外直接投资国,并连续十几年成为吸收对外直接投资最多的新兴经济体。相比之下,国内对跨国公司的理论和政策研究水平严重滞后于中国作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参与经济全球化实践的现实。如何理解跨国公司的海外扩张服务于其国家利益,如何认识市场力量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如何处理跨国公司在华经营和中国国家利益的关系,如何支持中国企业进行国际化经营,不仅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且对中国等新兴经济体而言,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因此,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路径出发,围绕经济全球化时代发达跨国公司是如何为国家利益服务的,本文拟从国家利益中财富的视角探讨以下问题:(1)跨国公司如何操控全球财富分配,从而有利于母国财富增加;(2)跨国公司如何淡化其“国籍”进而加速全球扩张;(3)跨国公司如何与母国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从而成为东道国的“双刃剑”;(4)结论和建议。

责任编辑:蔡畅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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