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是如何为国家利益服务的——跨国公司的政治经济学分析（4）

三、跨国公司如何与母国政府形成利益共同体？

吉尔平在《跨国公司与美国霸权》一书中考察了市场力量和国家权力的关系后指出，跨国公司扩展是美国国家实力扩张的结果。他认为，美国在欧洲和全球的政治地位为美国的跨国公司向欧洲和全世界扩张奠定了基础，反过来，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也为巩固美国实力提供了资金和技术的支撑。作为国际垄断资本组织，跨国公司从诞生之日起就与国家权力如影随形。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进入到国家垄断时期，国家权力和跨国公司的结合更加密切。一方面，跨国公司依靠其雄厚的资本实力支配着国家的内外政策，推动着国家权力向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运转；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又以国家为其利益的总代表，受到国家的全力维护和支持。20世纪9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发展到国际垄断阶段，尽管出现了一些超巨型跨国公司，其经营规模甚至超过一些中等国家，但跨国公司与国家权力的结合在深度和广度上都有新的发展。维护有利于跨国公司发展的制度，也是巩固最有利于发达国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安排，即美国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是国家权力的延伸和国民财富的补充，跨国公司与母国政府是一个利益共同体。那么，这个利益共同体是如何运转的呢？

(一)跨国公司带动母国国民财富水平的提升，并为美国霸权提供物质基础

1.跨国公司带动母国国民财富水平的提升

资本是不断追逐利润的，跨国公司之所以把资本投向国外，是因为那里可以获得比国内更高的利润。UNCTAD数据显示，2011年，国际直接投资收益率在全球的平均水平为7%，其中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的投资收益率分别为8%和13%，高于发达国家的5%。正因为如此，美国跨国公司全部利润的一半来自于其海外的经营活动。跨国公司利用全球分工，构筑全球产业链，把越来越多的国家纳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分工体系当中，并通过操控财富分配，在带动东道国经济繁荣的同时，把主要利润转回母国，这对于改善母国国际收支状况和提高母国国民财富水平大有益处。据UNCTAD统计，2011年，总量21万亿美元的全球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共创造了1.5万亿美元的利润，其中2/3被汇回母国，平均占经常项目收支的3.4%。因此，必须清楚地看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支撑一国国民财富的除了本土企业的贡献外，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

上述情况还可以以在华跨国公司通过转移定价方式转移利润的案例加以说明。2007年，中国国家统计局“利用外资与外商投资企业研究”课题组完成的一份关于外资的研究报告表明，在所谓调查的亏损外商投资企业中，约2/3为非正常亏损，这些企业每年通过转移定价避税，给我国造成的税款损失达300亿元人民币。可见，外商投资企业利用转移定价方式转移利润的现象非常严重。在中国加工工业只能获取微薄的要素报酬的情况下，不能不说我们是在牺牲自己，促进了在华投资跨国公司母国财富水平的提升。如果不能同时保证中国财富的积累，那么，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和财富差距就会进一步扩大。

2.跨国公司为美国霸权和优势提供物质基础

美国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大发展，不仅增强了美国的经济实力，而且巩回了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实力。正如吉尔平所说，在海外快速扩张的跨国公司与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的核优势结合在一起，共同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础。美国以极低的成本发行充当世界货币的美元，让外国投资者认购低收益、保值增值前景不佳的美元资产政府债券、证券产品、普通企业股权，换自来的却是全球范围内的优质资产。美国对外投资目标集中于货币大幅升值的其他发达国家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以及石油、矿产等战略资源。

20世纪60年代，由于不断恶化的国际收支，跨国公司的作用才被美国逐渐发现，它们在海外的收益被当成维系美国霸权的手段。美国收紧了资本流出的控制，但此时的跨国公司已经在海外成长起来，大部分的投资可以通过经营业务和现金流来实现，美国海外的企业开始向国内返回利润。海外获得的真实利润规模是难以获得的，因为跨国公司的利润是在产业链上要素利润被扭曲分配得来的。因此，来自海外转移的利润不仅仅是国际收支平衡表中投资收益上的数字和商标专利技术许可等收入，还存在于母公司总的利润表中。这也是高盛曾认为德国大众汽车的每1元利润中有0.8元来自中国，而表面上中国经营所呈现的利润总和远远没有那么多的原因。

跨国公司所经营的战略物资本身也对美国霸权起到支撑作用。美国石油公司对能源市场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美国的控制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石油一直以充分供应和低廉的价格为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欧和日本的再次复兴提供了引擎。同样，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跨国公司操纵的石油价格的大幅波动，也是造成苏联解体的直接促进因素之一。应该看到，美国跨国公司的资本实力及其对外扩张的动力格外强大，从在全球扩张的市场中获取到的超额利润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这就是美国成为超级大国的深厚的经济基础。

(二)母国政府为跨国公司提供制度保障

如前所述，跨国公司的国际化和跨国化趋势在不断加强，实力也在不断壮大。但是，跨国公司无论如何强大，它也不能代替国家，更不能离开本国政府提供支持与保障。

对内，发达国家的国内市场格局并非新自由主义所宣扬的共同遵守同一规则，而是执行有利于本国企业自由竞争的规则；而对外国企业则通过非贸易壁垒、投资审查、税务法规等各种高超而巧妙的方法尽量排除。例如，德国有对大众公司的专门立法，确保大众的利益在德国高于其他外国汽车企业。在美国通用公司破产重组后亟须提供市场份额的关键时刻，美国国会发起了对当时在美国拥有最大市场份额的日本丰田汽车公司的安全性责难，迫使丰田总裁在美国国会含泪认错。而后证实，美国国会的行为实属在通用公司最需要市场的时机故意对竞争对手导演的冤案。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国会没有针对丰田公司导演的这起冤案给予纠错，而是选择了同样在美国雇用工人、生产汽车、创造GDP的外国公司。

对外，发达国家政府为跨国公司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服务就是构筑有利于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全球制度安排，这是跨国公司兴盛的重要前提。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新自由主义，是对跨国公司最为有利的理论基础，而“华盛顿共识”的形成与推广，则是新自由主义从学术理论嬗变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经济范式和政治性纲领的主要标志。

20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等发达国家实行新自由主义，大大放宽或取消了对企业的管制，确实激发了企业经营的活力；不仅如此，发达国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的推行，更为跨国公司在国内市场饱和情况下的全球快速扩张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新自由主义是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最为有利的理论基础，推行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制度安排就显而易见了。掌握着经济主导权的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援助、关税减让、扶植亲近政府等方式，作为换取发展中国家接受并采纳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筹码；同时，“华盛顿共识”所倡导的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改革，恰恰是为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扩张打开了大门。正如吉尔平指出，“国家，特别是大国，制定了每个企业和跨国公司必须遵循的规章，这些规章一般反映了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及其公民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这实质上就是“国家中心的现实主义”的核心所在，即政治框架决定了经济活动的方向和可能性。

不容否认的是，跨国公司与母国的利益虽然总体方向一致，但跨国公司作为企业，仍然是以利润最大化为其最高目标，因此母国与跨国公司之间也有内部矛盾，例如，母国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税收博弈、跨国公司的产业转移可能会提高母国的失业率、母国内不向政治利益集团和经济利益集团之间难免一致，等等。但是，这种矛盾是在国家总体上服务于跨国公司的前提下产生的，在二者的关系中处于次要地位。即便跨国公司成功避税，分享其利润分配的最大受益者依然是本国利益集团，并通过涟满扩散给母国国民。所以，发达国家政府倾向于更严厉惩罚外国企业，而不是本国企业，这就是为什么欧盟和美国互对对方企业开出高额罚单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