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龄化社会法律服务须全面跟进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口流动加速，亲情伦理的断裂正在很多农村地区愈演愈烈：出去务工的中青年在外面临着较大压力，无暇顾及老人，逐渐将亲情抛之脑后，与白眼狼无异；留守在当地的老人从各方面尤其是经济上处于弱势地位，又不想给子女添麻烦，越来越感到自己成为多余的人，最后只好选择一死了之。
农村老人自杀率偏高，是农村养老困境的真实写照。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无论子女还是老人自身的经济状况都要好很多，故而不至于走到被逼死的份上。但是农村老人尤其是农村空巢老人，几乎成为被社会遗忘的角落。尽管媒体上屡屡呼吁要给予这部分人群更多关爱，但这些年来其实际状况恐怕谈不上有太多起色:被逼自杀者有之、被谋财害命者有之，甚至被性侵者也不乏其人，堪称是弱势中的弱势、底层下的底层。
我国已经大步迈入老龄社会，在这场老龄化冲击波辐照下，各路人马纷纷登场、各施所长。某些有识之士已经敏锐地从中嗅出商机，诸如以房养老、养老土地招拍挂、数字化养老等等一时间纷纷粉墨登场，大大小小的资本也是厉兵秣马，问题是究竟这些养老服务市场化举措服务于谁?本意何在?又有多少人能享受到?在农村老人不断走上绝路的惨淡现实境况映照下，养老市场化还是先歇歇吧。
养老体系建设和养老服务完善不能总是把眼光盯在硬件和钱上，这样一来很容易将养老变成一场生意，失掉最应该有的人文关怀。对于许多走上一条不归路的老人而言，如果回顾他或她最后的人生轨迹，往往都能找到权益有意无意受到侵犯的痕迹。因此，养老服务应该高度重视软件建设，尤其是处于社会转型期和老龄化社会双重冲击下的养老服务，更应该重视为老人们提供必要的法律服务。
去年，一直被呼吁的“常回家看看”终于写入法律，司法实践中也随即出现相关案例。但是对于大多数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来说，要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甚至可能会成为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面对不时发生的养老悲剧，应该依法优先将面临困难的老人纳入法律救助对象，为老人维权提供各种帮助，并酌情减免困难老人的诉讼费用。还可以开通老年人维权热线，由专业律师为老人义务提供涉老法律方面问题的咨询并答疑解惑。这些工作无疑需要各地加大投入和保障，也可以考虑与市场化相结合，关键是要下定决心去做。或许只要拿出在养老市场化道路上狂奔一半的劲头，问题就都能迎刃而解。
【启示与思考】
连死都不怕，却为何怕生？当农村老人自杀现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之时，我们不仅要追问的是什么原因让这些老人戕害自己变成了“心安理得”。在报道中得到的结论是：农村老人自杀最主要的原因是生存困难，其次是摆脱疾病的痛苦，两者合计占直接死因的60%。
做个横向比较。城镇老人依然也面临着生存困难，也要尝受着病痛疾苦，但为何就不会轻易走向极端？转型期中国，有个别的人情伦理之割裂，但也有城乡医保和最低生活保障逐步打破了二元化的对立。农村的医疗落后，却也有慢节奏生活带来的那份安逸。另外，在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作中，隐忍和承受已经融入了农耕社会中的老人血液里。在生命面临爬坡迈坎之时，他们的原动力应该比城里老人更足些。
诚然，农村空心化导致伦理断层以及亲情被稀释，导致养儿防老的老人们最终算盘落空。但过多强调这方面的问题其实并没有太大意义，由于人口大流动，很多城市里的老人也是空巢化严重，但对于生命的呵护却并没有一点褪色。另外，农村的传统意识强烈，晚辈对老人的赡养和照顾还是处于乐观状态。而像新闻中所说的“质问病榻老人怎么还不死”的案例，毕竟还是极少数。
我国的老年人将会越来越多，据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在今年年初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截至去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数量已超过2亿，占总人口的14.9%。这一比例明显高于10%的联合国传统老龄社会标准。去年全国老龄委预计，未来20年中国将进入老龄化高峰。
怎样让农村老人安享晚年，有尊严地走完人生的最后旅程，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社会大问题。防止农村老人自杀，需要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对国家而言，要进一步健全农村老人的社会保障制度，如提高养老保险标准、医疗保障待遇等等；同时，要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将孝道作为重要的宣传教育内容。对地方政府而言，要建立一种“新集体主义”，通过半市场化半国家化的居家养老及社会养老来缓解当前农村的养老矛盾。对社会而言，要多建立老年人协会、老年人工会等社会组织和机构，切实为农村老人提供必要的帮扶和维权。对农村老人来讲，要敬畏生命，善待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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