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控制操纵与中国的突围破局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西方国家在世界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中占据的绝对优势地位不仅没有消解，反而在全媒体时代因制信息权而有进一步加强与同化的趋势，这一战略围堵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制造了极其险恶的战略环境。为避免在国际意识形态话语权竞争和维护国内意识形态话语主导权过程中出现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消解乃至“失语”的危险，剖析全媒体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面临的挑战与肇因，探寻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思路以及突围破局的策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全媒体时代的西方国家对意识形态话语权控制与操纵的新方式

全媒体时代传播形态的革新带来了“话语爆炸”，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遭受到来自社会内部的压力和源自外部的威胁。西方国家基于制信息权，进一步增强了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控制与操纵。

（一）“全媒体”时代与“意识形态话语权”界说

媒体变革关涉意识形态建设全局。媒体本身与意识形态话语权关系紧密，意识形态是传媒的本质属性之一：媒体属于上层建筑的精神领域，其内容受特定经济关系（利益关系、阶级关系）决定；媒体作为传播工具，本身也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传媒生产受到特定经济关系的制约，是具有意识形态性的精神生产。“现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分析，必须把大众传播的性质与影响放在核心位置，虽然大众传播不是意识形态运作的惟一场所。”弗拉基米尔•阿尔乔莫福曾指出：“信息是一种有力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的武器，它可用来颠覆政权。”现代数字网络科技的发展，使得通过对传媒技术的控制就能够影响意识形态，美国学者J．希利斯－米勒据此认为“媒介就是意识形态”。全媒体时代的到来，更加深了媒体与意识形态建设的关联，“媒介研究中对意识形态的重新发现，已再次引入了权力观念，并对现实的构建做出更有批判性的探讨”，全媒体时代的来临，对社会意识形态建设全局产生深远影响。

“全媒体”这一概念是信息技术发展下，媒介融合的必然产物。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以数字网络为基础的新媒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互动融合，即“在具备文字、图形、图像、动画、声音和视频等各种媒体表现手段基础之上进行不同媒介形态（纸媒、电视媒体、广播媒体、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等）之间的融合，产生质变后形成了全媒体这样的一种新的传播形态”。“全媒体”这一当代社会媒介变革的最新产物，对社会意识形态建构产生重大影响，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对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产生了巨大冲击。

意识形态话语权是指一个社会组织、团体或政党，为确立其自身形象和社会地位，以及组织目标的实现，通过话语体系建设，将其世界观、价值理念以及政治信仰传播于社会，并作用于人们思想意识的一种影响力。从内涵上看，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言说的权利”与“言说的权力”这样的双重意蕴。话语权是“话语”与“权”的叠加。话语是“借助于语言、含义、符号等形式在言说者和受话人之间进行意义交流”。“权”则包含“权利”与“权力”，“权利，展示为社会的规则安排并反映出该社会规则安排的合理程度；权力，则体现为一种社会力量布局并标示出该社会中话语资源分配的基本格局”。因此，从本质上看，意识形态话语权是一个意识形态话语资源的享有和分配问题。后现代思想家福柯论述了意识形态“话语权力”概念，认为“话语”不仅是贯彻权力意志的工具，而且还是争夺权力、巩固权力的关键。“不论福柯关注什么问题，他所发现的都是话语；而无论这些话语从哪里产生，福柯看到的都是一场争斗，一方是那些声称自己对话语拥有‘权力’的集团，而另一方则是那些被否认对他们自身的话语拥有权力的集团。”

（二）西方国家控制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新方式

有关全媒体对意识形态话语权作用机理的分析，麦库姆斯等人提出的“议程设置理论”，从话题设定的角度论证了大众媒体对受众认知的影响，而诺伊曼等人提出的“逐渐积累理论”从社会化的机理角度探讨了大众媒介宣扬的观点对受众价值观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上述理论表明，大众媒体对意识形态话语权产生重大影响。全媒体时代的来临，使得原本就在经济科技领域拥有明显优势的西方国家，因制信息权而固化并扩张了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1）全媒体手段的开放性颠覆了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传统构建方式，而西方国家以双重标准主导并倾销这些开放性的技术手段，以达到其多维渗透西方价值观的目的。在传统的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构建模式中，政府控制着社会媒介资源，受众处于被动接收信息地位，社会信息流动方式为单向传播，社会信息沟通中的上下级之间、国家对民众之间的纵向关系重于民众间的横向关系。在这种模式下，政府通过控制媒介引导并决定着公众议程，政府机构内单一的意识形态部门通过对媒体的管控形成了一个全国统一的自上而下的舆论场。全媒体时代，以网络化为特征的BBS、个人主页、即时通信工具、博客、播客、微博、社交网站等媒体形态在传播方式和手段方面与传统媒体截然不同，“其特点是发布内容、发布手段、表现方式、受众覆盖‘全’”。全媒体手段的开放性表现在全媒体传播主体的大众化、传播速度的即时性、传播方式的多样性、传播内容的自主性等反面，这使得公众的传播地位较传统媒体条件下有了巨大提升，全媒体手段的开放性使得受众有了一定的话语权，具备了自我议程设置的能力，能够形成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但更显著的变化在于，西方国家可以便捷地利用信息互联网络技术，以门户网站、即时通信工具、社交网站等渠道，或通过操作系统的“后门”，将西方价值观附着在有倾向性的信息、篡改的信息甚至捏造的信息中，传递给非西方世界，企图以所谓的“普世价值”控制其民众。

（2）全媒体环境的自由性弱化了非西方国家对国内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导地位。全媒体环境的产生带来了媒体自由度的扩大与公众传播地位的提升。一方面，全媒体环境下，新媒体技术的采用使传播权利泛化，全媒体平台的打造使公众的互动得以加强、媒体的话语空间得以拓张，政府对信息控制的一元结构被打破、媒体与政府间的关系更具弹性，公众参与传播的成本大为降低，媒体的自由度得以增大。另一方面，全媒体时代，媒体已经超越大众传媒属性而“成为与人类社会深度融合并促引国家社会发生全面变革的社会化媒体”，在全媒体传播环境中，受众自主参与信息传播、主动生产信息、广泛进行个体化传播，公民的个体性得以彰显，信息传播地位获得提升。在全媒体环境中，随着媒体自由度的扩大，公众传播地位提升，挤压了非西方国家政府在建设主流价值观方面的话语空间，弱化了其对国内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控制。

（3）全媒体世界的不均衡性危及非西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全媒体时代的基础是数字网络，而“网络生来就是一个全球媒体。”全媒体时代，网络成为全球性媒体。据世界互联网统计中心统计，全球网民数量2000－2011年从3.6亿人增长至20.95亿人，增幅达480％，全球互联网渗透率超过30%。据国际电信联盟统计，手机近10年来在全球发展极快。2000年，全球手机用户有7.39亿，到2010年末，手机网络覆盖世界人口的90％和农村人口的80％，全球手机用户达到52.82亿，其中3G用户有9.4亿。在全媒体时代，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已难有边界。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突破了时空限制，展开面对面的冲突。同时，由于媒体技术在国家间的不均衡发展，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难以避免，这直接危及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全媒体世界的不均衡性使得西方国家通过文化霸权和信息霸权实现意识形态话语霸权。西方借助自身经济和科技优势，将表征西方物质和精神文明的西方词汇和西方术语向外输出，形成所谓的“西方话语霸权”，挤压着非霸权话语的生存空间，不断使其失语和边缘化。有学者统计，美国控制了世界75％的电视节目和60%以上的广播节目的生产与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多达30万小时。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播出的电视节目中，美国的节目高达60％－80％，这些国家成了美国电视的转播站和美国文化的宣传站。美联社、路透社和法新社已经基本上主宰了全球国际新闻的报道，使得世界上至少有2／3的消息来源于占世界人口1／7的发达国家。由于互联网技术兴起并兴盛于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而英语又是主要世界性工作语言，这些强化了信息发布的西方中心地位，便利其左右国际舆论的走向。当今国际互联网上80％以上的网上信息和95％以上的服务信息由美国提供。在整个互联网的信息输人和输出流量中，美国所占的比例都超过85％，互联网上90％的信息是英文。借助网络平台，西方国家携其巨大的信息技术优势，轻而易举地在文化与意识形态冲突中占据绝对有利地位。美国政治学者安德鲁•查德威克就指出，互联网已成为“西方价值观出口到全世界的终端工具”。由于媒体会影响人们对意识形态的认同，全媒体世界的不均衡性必然会被敌对势力利用，成为宣扬其意识形态的工具，导致全媒体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产生威胁。“当前国际上意识形态话语权争论的实质，就是少数西方国家依据其经济、文化强势地位，向发展中国家推销自己的意识形态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