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控制操纵与中国的突围破局（2）

二、全媒体时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困局及其成因

（一）西方国家战略围堵下的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的挑战

全媒体的诸多特性彻底改变了社会思想意识的生产与传播方式，对人们的精神世界乃至于现实世界都起着重要作用。社会生产生活实践的全面信息化，西方意识形态攻势猛烈，导致当下中国社会的民众思想空前活跃，价值观上一元主导与多元流变并存，给传统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带来了严峻的冲击。

（1）舆论引导失效挑战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控制力。在全媒体时代，舆论的瞬息万变，使得有可能出现舆论引导失效的情况。全媒体时代，信息的发送方不是单一的一方，即由官方发出统一的信息，而是分散在各处。这种信息的多源头带来的特点就是人们有了选择信息的权利，而且这种选择的面更加多，受到的阻碍更加少。这种情况下为舆论的引导带来很大难题。首先，舆论引导的方向不可能是多元的，必须使朝着一个方向引导，这与信息源的多样化产生了矛盾。后者使得人们完全有理由不按照既定的舆论导向而朝着其他方向发展。舆论导向很有可能在新媒体下沦为伪命题，舆论在新媒体下回归了自己的本来意义，那就是来自大众的意见。其次，在全媒体条件下，任何声音均是平等的。随着舆论引导力的式微，与其他组织发出的声音相比，官方的声音可能由于其长期占据主流地位，反而受到某种程度的排斥，人们更愿意接受来自非官方的消息。舆论引导的内容往往是正面的报道，在遇到新媒体的大量负面报到时往往使前者变为强弩之末。相形之下，真正有影响的新闻是报忧新闻，即关于某某人的坏消息或对于某某人的坏消息。这样的“坏消息”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就为舆论的正面引导带来很大挑战。全媒体时代的传播理论生产权不为官方垄断，每一个个体享有平等的发表言论的自由，这就给了一些人无中生有、鱼目混珠的机会。而西方国家正是利用民众的逆反心理、猎奇心理，一方面发动信息攻势，另一方面通过培植在中国的代理人，以网络大V等身份，无理性地散布谣言、攻击政府，充当西方网络暴力的帮凶。全媒体的这种快捷性加大了理论监管的难度，使得不能反映客观存在的社会意识大行其道，不能发挥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积极反作用。这样的理论严重阻碍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人们中间的影响力，大大削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导功能。

（2）负面信息放大效应减弱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影响力。全媒体时代，新闻来源不再只是来自专业的、官方的渠道，那些非专业、非官方的个人也可以制作并发布新闻，这样就威胁到新闻的真实性。全媒体具有信息“短、平、快”的特征，在篇幅不大的短文中不可能将来龙去脉、前因后果描述清楚。出于抓眼球的需要，媒体传递的信息往往在很短的篇幅内用上十分极端的副词替代了更具实质性意义的实词。同时，运用多媒体的手段加上传播者之间的“共享”使得对政府的负面报道不断发酵、无限放大。在此情况下，原来为监督政府使其更健康的运作而进行的曝光可能就变为负面新闻的“原材料”，在各种媒体势力下，变得面目全非甚至可怕狰狞。首先，以谣言为代表的负面信息传递速度快、传递范围广，在全媒体时代得以迅速扩散。其次，谣言等负面信息往往都不是长篇大论，都是将信息做到极度精炼，如奥卡姆所说的那样，谣言采用了“剃刀原则”即将多余的部分全部去掉。全媒体时代信息的“短平快”是以短或曰信息的碎片化为支撑的，这一特点限制了长篇大论，但谣言却不受此限制。简单化是一切交流的金科玉律。谣言就是这样直奔信息的中心内容。“事物要么真要么否，两者之间没有中间层。所有非中心内容均被排斥。”第三，全媒体时代，信息源的多元化倾向和“自媒体”特点使得谣言等负面信息的生成、传播有了极大可能。全媒体时代信息共享的特点，使得谣言的传播犹如核聚变一般的威力无穷。谣言的泛滥直接威胁到正能量的发挥，威胁到信息正常的上传下达。特别是在国外敌对势力对我实施意识形态渗透的背景下，负面信息的放大容易“导致局部问题全局化、细小问题放大化、表象问题本质化、具体问题普遍化、社会问题政治化、特称判断全称化，形成了‘政治审丑’和‘社会描黑’等不良氛围”，使得官方正能量的传递遇阻。

（3）信息传播的随意性降低了民众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全媒体时代民众的话语权和表达权得以提升，信息发布较为随意。但正如古斯塔夫•勒庞所言，“群体永远漫游在无意识的领地，会随时听命于一切暗示，表现出对理性的影响无动于衷的生物所特有的激情，它会失去一切判断能力，除了极端轻信外再无别的可能”。2013年1月15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31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2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达5.64亿，互联网普及率为42.1%，手机网民数量4.2亿，微博用户规模为3.09亿，网民中的微博用户比例达到54.7％，其中，手机微博用户2.02亿，占所有微博用户的65.4％，接近微博用户总人数的2／3。在此背景下，众多随意的信息发布势必带来信息的碎片化、话语权去中心化，引发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多元化，而这将降低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的认同。

（4）信息传播开放性引发中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直接冲突。全媒体时代的开放性带来了思想传播的跨国界、全球化，使得中国与西方的意识形态话语冲突直接化。在全媒体时代，文化传播的范围扩展到全球可达、传播的时间缩短到微乎其微，世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变得更加频繁。国家利益冲突在思想文化领域表现为意识形态对抗，全媒体的文化传播机制使意识形态对抗更加直接、更加激烈。囿于冷战思维和传统大国崛起的历史隐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把中国的和平发展视为挑战和威胁，利用其经济和文化的全球产业链，携其传播技术优势加紧了对我国的思想文化渗透。在这场中外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冲突较量中，“民众获得了新的价值参照系，一些迥异于传统意识形态的思想观念、价值体系难免会被一些民众接受和推崇”，这使我国意识形态安全与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

（5）全媒体时代西方意识形态话语的强势和隐匿性消解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阿尔温•托夫勒指出：“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和金钱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拥有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英语这种强大的文化语言优势，达到暴力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媒体是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载体，西方信息领域的强势地位以及意识形态的扩张性决定了其必然要挑战全媒体时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和主导权。全媒体时代，西方国家不仅借助其信息与文化霸权进行意识形态渗透，而且还依赖言论门槛低、言论传播力强的微博等新兴社会化媒体，采取隐蔽的方式宣传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以及反马克思主义等社会思潮，影响民众的价值评判标准，从而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权。拥有新媒体技术、资本绝对优势的美国等西方国家一刻也不会放松媒体意识形态战，在这方面，美国凭借“美国之音”等媒体进行意识形态战最能说明问题。“美国之音”是二战后美国对社会主义国家开展宣传战的主要阵地。从1984年至2010年，美国之音对亚洲的广播时间增长了211%。也就是说自苏东解体以来，美国就把中国设定为头号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手，而担任其官方宣传工具的“美国之音”将目标瞄准中国。近年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的意识形态战略正经历转型，从传统媒体转向互联网新媒体。“美国之音”、“德国之声”等早就相继开设了中文网页、网络电台、网络电视台，在推特（国外知名的微博客服务网站）上注册了账户，并且不断资助一些有影响力的华人开设中文博客、微博。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华的意识形态攻势不但没放弃、没减弱，反而进一步加强了。2011年2月关于“美国之音将停止对华广播”曾引起了中外广泛热议，但实际上，该事件仅表明美国对华传播战略已出现重大调整，即适应全媒体时代要求，由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转向新媒体，这标志着全媒体即将成为美国对华意识形态战的平台。

（二）全媒体时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挑战的深层肇因

世界经济关系状况是全媒体时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挑战的深层肇因。全媒体时代，技术和设备因素固然对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产生深刻影响，但绝非决定性因素。作为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话语权状况是由社会经济关系状况所决定的，因此，世界经济秩序与交往关系是全媒体时代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面临西方围堵战的深层肇因。一定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的深度发展与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互为影响、相辅相成。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全球贸易体系利用数字网络技术，通过信息传输渗透到产业链乃至整个产业体系，最终演化为“全球化枢纽”的互动式分工结构。在这一趋势下，经济和技术上处于优势地位的霸权国家越来越多地利用非物质性权力加强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控制。霸权国家对世界财富分配权的掌控，成为其掌控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基础，“非物质性权力在控制国际财富分配中的作用日益凸现，越来越成为霸权国家谋求世界经济主导权和控制权的常用手段”，“非物质性权力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成为普遍认可的共同价值取向”。

加强文化价值观渗透、妄图垄断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是霸权国家欲保持控制世界财富分配权的必然选择。现行的国际贸易体系中，霸权国家牢牢控制着“国际产权”的分配，主导世界财富的流向，财富由低端循环结构向高端循环结构流动的趋向使得后发国家受到显著冲击，民族国家的疆界“屏障”日渐丧失，国家经济主权和传统政治权威日渐削弱。为持续获取这一不合理收益，霸权国家精心设计推广其“普世价值”，力图将其发展模式抬高到发展中国家追求模仿的范本，诱使发展中国家复制其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全媒体时代，霸权国家利用其掌控先进信息网络技术的优势进行意识形态话语的国际输出，最终目的就在于“以文化的方式潜移默化地改变他国的传统文化的优势地位，宣扬西方生活方式和价值标准，植入所渭的‘普世价值’，进而改变他国主流价值观，成为西方世界的追随者和拥护者”。

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维护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拓展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的努力，是后发国家寻求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的必然选择。当前，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发达国家正在经历“再工业化”，这有可能导致全球要素市场配置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引发全球财富的流动。为了维护自身发展的利益，谋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建设包容有序的国际金融体系，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贸易体系，建设公平有效的全球发展体系，应当成为后发国家努力的方向。发展中国家如能抓住这一机遇，实现赶超发展，将能够有效增强其在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话语权。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当今中国在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方面，正随着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地位变化，在战略文化和安全观念方面进行相应调整，力争通过发挥自身的区位竞争优势来增强国际交往中的话语权、议价权，进而影响和改革旧的不合理的世界贸易规则，寻求建设公正合理的国际金融体系、可持续发展的世界经济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