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从西方殖民史看它们的自由民主人权 （4）

号称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度对印度的倾销棉纱带给印度累累白骨。1818至1836年，英国输往印度的棉纱增加了5200倍。1850年，英国对印度的棉纺织品输出占英国棉纺织品输出总值的65％。殖民当局规定，英国输入印度的货物只收极低税，甚至免税，印度纺织品在本国销售，却要交极高的内地税。在英国控制下，印度棉织工业急剧衰败，著名纺织业中心达卡，人口从15万减少到3万-4万人，无数手工业者因此破产，挣扎在死亡线上。当时的印度总督本廷克也不得不承认：“这种灾难，在商业史上几乎是绝无仅有的。棉织工人的白骨使印度平原都白成一片了。”为了使白骨累累的印度平原显出一些温情脉脉，殖民主义者口里念念不忘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他们一方面用自由民主人权的“圣杯”来喝下已经掺入殖民地人民鲜血的“甜美酒浆”，另一方面用自由民主人权来保护殖民者在殖民地攫取的各种特权和法外治权。马克思说：“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当他们在欧洲大谈国债神圣不可侵犯的时候，难道他们不是同时就在印度没收了那些把私人积蓄投给东印度公司作股本的拉甲（印度王公）所应得的红利吗？当他们在印度大谈自由民主人权的时候，他们是在制造现代种姓制度：英国人是享有着无数特权的“婆罗门”、“刹帝利”，印度人则成为了低贱的“首陀罗”。英国著名作家福斯特在1924年出版、被称为20世纪最后一部成功的现实主义传统小说的《印度之行》中开篇就告诉我们：昌德拉普尔在莫卧儿帝国时期是印度北部通往海上的必经之地，几所漂亮的住宅便是那个时候修建的，之后两百年的殖民主义使这里凋敝：“街道鄙陋，寺庙冷清；巷子里污物成堆，除了应邀而来的客人之外，无人不望而却步。”“与之相反，城内却是另一番景象。从这儿来看，昌德拉普尔却完全像另外一个地方，简直就是一座花园之城。特别是雨季之后，无论什么东西从树下走过，都能被遮蔽起来，无论何时，甚至在它枯萎或落叶的时候，都是为居住在这个高地上的英国人美化着这座小城。”其实，在整个殖民时代，印度到处都充满着这样的景象。一边是宗主国资本的自由民主人权，一边是殖民地人民的眼泪鲜血苦难。

号称自由民主人权的国度对中国的鸦片倾销带给中国人民悲惨命运。英国为了获得中国的茶叶，从19世纪初开始对中国进行鸦片倾销。1800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是2000箱，1820年为5147箱，1824年为12639箱，1834年为21785箱，1837年为39000箱，1856年已经超过56000箱（总值3500万美元，是英国政府1856年财政收入的1/6）。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引用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的话说：“不是吗，‘奴隶贸易’比起‘鸦片贸易’来，都要算是仁慈的。我们没有毁灭非洲人的肉体，因为我们的直接利益要求保持他们的生命；我们没有败坏他们的品格、腐蚀他们的思想，也没有毁灭他们的灵魂。”但鸦片贸易这两点都做到了。鸦片贸易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两点，依靠的就是坚船利炮和自由民主人权，自由民主人权开言，坚船利炮开火。马克思在1857年撰写的《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中讲到了英国说的人权完全就是英国资产者的财产权，他们把中国人根本不当做人来看待，马克思说：“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从1840年到1949年100多年中，几乎所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和掠夺。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活动，几乎都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等口号为掩盖、以享受条约所赋予的种种特权为特征的。它们通过表面上平等、实质上极为不平等的条约在中国取得种种特权，如设立港口、自由进出中国的内河，设立租界，开矿设厂，修筑铁路，设立银行、商行，驻扎军队，建立教堂、传播宗教，划分势力范围，享有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控制中国海关等。回顾近代以来中国丧权辱国、外国人在中国横行霸道的悲惨历史，真是令人感慨万千。在今年6月9日召开的两院院士大会上，习近平同志说，回首我国近代史，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的牺牲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