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运行的难局和破解之策

经济运行中的五个难题

难题之一，政策面上的协调难度加大。货币金融服务于经济运行，由此，经济运行中宏观调控政策取向决定了货币金融的状况。近来，在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上感到政策协调方面需要进一步强化。一个不太协调的表述是，从去年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率下行，究竟是一种主动进行宏观调控的结果，还是因为客观原因引致的必然结果？如果是前一种状况，那么，在经济结构调整到位之后，我国经济增长率还将从中高位区间步入高位区间；如果是后一种状况，那么，我国经济增长率或再也不可能步入高位区间。其次，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是什么？如果说在经济结构调整期间，经济增长率有所下降是可接受的，那么，它的内在含义是，在经济结构调整到位后经济增长率还将上行，即“磨刀不误砍柴工”；但如果经济结构调整的结果是经济增长率持续走低，那么，这种经济结构调整的积极意义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理论上需要深入研究，政策面上也需要进一步厘清。有关“经济效益提高”的命题，也是如此。

难题之二，货币金融面的乱象。一方面就数字而言，货币供应量大致上还能满足经济金融运行的需要，M2增速在13%以上，这意味着经济运行在总体上不缺资金。但另一方面，存在着比较严重的金融乱象，即“宽货币、紧资金、高利率、多不良”。微观层面的情况相当复杂。从2012年3月起PPI已连续28个月下行，这从金融面上反映实体企业销售难度增大，货款回流受到严重影响，由此，引致到期贷款本息难以如期偿还给银行，而压在库里的货物也大多由银行贷款形成。今年7月份M1的增长率是6.7%，不仅比6月份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而且明显低于2013年同期9.7%，这说明实体企业面上资金非常紧。今年1月份M1增长率为1.2%，是本世纪以来最低的。2012年12月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要降低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但一年半来，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不仅没有降低反而大幅提高。2013年4月，中央提出要降低金融为自己服务的比重，但迄今，这一比重非但没有降低反而在提高。引致这些情形发生的一个主要成因是，放款的金融链条不断拉长。我们每年新增贷款8万多亿元，但近年来每年新增理财产品余额就达到10万亿元以上。这些理财产品的资金通过各家金融机构传递，最后落到实体企业，但传递中每增加一个环节，就提高一笔利率，由此，使得实体企业的融资成本持续提高。理财产品的资金不在银行表内，2013年年底理财产品余额已达到42万亿元。

难题之三，微刺激可能落不到实处。今年4月份以后，国务院陆续出台了一些微刺激政策。金融面上的微刺激政策主要包括差额准备金定向降低、存贷比定向降低等。这些政策是必要的，但我国由银监会和人民银行等监管的控制贷款有四个指标，即存贷比、资本充足率、法定准备金、合意贷款规模等。在这四个指标中，合意贷款规模的口径是最小的，四个指标的效应将按照口径最小的界定，由此，即便降低了一些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比，也很难使得存贷款金融机构对实体企业的放款对应增加。合意贷款规模是人民银行用一个相当复杂的模型针对每家银行分别计算并每日衡量评判的。只要合意贷款规模不变，其他指标再降，效应也相当有限。

难题之四，金融风险在提高。目前实体经济面资金紧张，同时金融面存在着流动性不足。各家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有着“自扫门前雪”的倾向。从去年6月发生钱荒以后，为了避免此类现象再次发生，各家银行都有了“囤钱”的倾向，以避免监管部门的处罚，这加剧了流动性紧张的状况。虽然银行业的贷款余额中的不良率还不算高，但流动性风险在增加。

难题之五，金融改革流于形式。例如，在汇率方面，将原来每日交易价格的波动幅度由1%调整为2%，就认为是出台了重大改革措施。但实际上，汇率改革的关键不在于每日交易价格的波动幅度，关键是汇率的市场化形成机制，而在这方面依然没有太大进展。再如，利率改革方面推出的放开贷款利率上下限，但人民银行依然控制贷款的基准利率，说明存贷款利率“去行政化”还远未完成。在全国各类存款人（实体企业和城乡居民）和借款人（主要是实体企业）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存贷款方面没有竞争能力的条件下，不可能形成存贷款利率的市场价格。长期以来，我国的公司债券主要由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购买，由此，直接金融工具转变为间接金融工具。如果采取举措，让公司债券回归直接金融，由符合条件的实体企业直接向各类存款人发行公司债券，那么，不仅将明显降低实体企业融资成本，而且有利于提高存款人和借款人与商业银行等金融机构在存贷款市场上的竞争力，推进存贷款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进程，缓解经济运行和金融改革中一系列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