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正县级老领导”成钉子户应该如何看待（4）

“正县级老领导”成钉子户的寒意

以各种名义上项目搞建设，靠土地生财大拆大建，当前很多地方都在搞，人们早已见怪不怪。永丰县这事特殊之处在于，被拆迁目标包括了县委宿舍楼，还有一些体制内人员甚至领导干部成了“钉子户”。这让一些围观者产生了“大水冲了龙王庙”“你们也有今天”之类的观感；甚至有人幸灾乐祸，就等着看你们怎么办。

其实，发生这样的事一点都不奇怪。地方政府搞土地财政，除了征收民房占用耕地之外，出让老旧办公楼腾笼换鸟，拆掉旧城建新城，也是常见的玩法。尤其在一些贫困落后地区，政府大楼周边是曾经的权力中心和经济中心，往往都是黄金地段。拆迁转让不仅可以卖个好价钱，还能趁机给自己盖新楼，带动一批建设工程和政绩项目。地方政府名利双收，所以乐此不疲。

对这件事的本质，当地人其实看得很清楚，太阳底下无新事，无非是“想从我们手里低价征收土地，再高价卖给开发商牟利”，只不过借了看起来比较正当的“棚户区改造”的名义。而根据国务院有关棚户区改造的意见，房龄只有二十来年的政府宿舍楼，是不是能算“棚户区”，是大有疑问的。

公职人员甚至“高级干部”成了钉子户，其实也不难理解。拆旧盖新倒腾土地，主要体现的是现任领导的意志和政绩，如果在县委宿舍楼有房的人也算体制中人或“既得利益者”，那也是过了气的既得利益者，也得为现在的发展让路。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房屋被征收的普通居民并无区别，只不过他们的“议价能力”更强一些，能发出的声音更大一些。

我们看到，当拆迁遭遇“有身份”的钉子户，地方政府仍然使出了惯用的几招，威逼利诱，各个击破，连“株连”拆迁和扣发工资的损招也用上了。这样一套打法下来，一般钉子户也就缴械投降了。仍遭遇强烈抵制和质疑，主要是被拆迁户认为补偿标准太低，远赶不上当地的房价水平。

无论是普通被拆迁者，还是县委大院的老住户，在这种大规模拆迁建设中，都处于弱势地位。每天被逼着哄着签字，子女亲属也被叫回来做工作，钉子户毕竟不是什么体面的身份。

为什么曾经的老领导也成了弱势群体？主要是因为没有依法按规则办事。是否应该拆迁改造，当地居民没有多少发言权；补偿标准如何定，被拆迁户也缺少谈判议价的渠道。而国家关于棚户区改造的政策、不得搞强制“株连”拆迁的要求，都没有得到遵守。有法不依，有规不循，所有人都可能成为弱势者。

官员也成了钉子户，奇闻其实并不稀奇。围观的公众，不能仅从中感受到“你也有今天”的快意；掌握权力者，更应因此学会对法治和规则的尊重。

把官员逼成“钉子户”的拆迁没有赢家

这些年，各种花样百出的强拆、逼拆手法，公众已然见识了不少，即便是“株连式拆迁”，也算不得什么新闻。此前，福建、湖南等地就曾发生过类似的情况，但像此次这样，直接拿县委宿舍开到，以致逼得一些官员成为“钉子户”，倒还是头一遭听闻。永丰县的改造“决心”和强拆“意志”，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事实上，早在2011年3月17日，中纪委办公厅和监察部办公厅就曾联合下发《关于加强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的通知》，要求加大查办违法违规强制征地拆迁案件的力度，重点查处包括“株连”在内的强制征地拆迁行为。但从此次发生在永丰的“株连式拆迁”来看，相关规定显然没有发挥多少效力，相反，它再次验证了一句老话：在法律得不到执行，权力没有被关进笼子的社会，任何人，无论你身处体制外还是体制内，哪怕是正县级离休干部的合法权利，也可能随时遭侵害、被褫夺。

根据报道，对于县委宿舍楼的拆迁，当地是打着“棚户区改造”的名目立项的。但众所周知，棚户区改造的目的在于改善贫困居民的住房情况，然而，无论是从房屋建设时间还是结构质量来看，县委宿舍楼都不需要“改造”。如果仅仅为了方便拆迁，或者希望通过把县委宿舍拆了，来带动下西坊的居民把房屋拆掉，而让县委宿舍楼给“脏、乱、差现象严重，基础设施不全、治安和消防隐患大”的下西坊棚户区“陪葬”，那么不仅违反了国务院《关于加快棚户区改造工作的意见》的规定，也背离了棚户区改造的初衷。

因为按照一些居民的说法，由于政府公布的拆迁补偿价格过低，靠补偿款“很难在永丰县城买到一套相同面积的房子”。也就是说，此次棚户区改造不仅没有改善居民的住房条件，相反其居住面积还缩小了，这能不引起拆迁对象的反抗？当棚户区改造从民生工程蜕变为一场对于民众财产的掠夺，其合法性便已荡然无存。

所以，无论是出于对民众利益的维护还是对中央禁令的贯彻，都必须立即叫停永丰的“株连式拆迁”，并顺势而上，通盘检讨当地的棚户区改造工作，倒查究竟是谁拍板拆的县委宿舍楼，又是谁想出搞“株连式拆迁”的，谁该为此负责？换言之，如果不能从制度层面杜绝“株连式拆迁”的发生，扭转土地财政的发展逻辑，那么在现实的利益面前，再多的禁令、再严的法律都可能被无视、被突破。其结果，势必造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多输局面，哪方都没有好果子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