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内轮差”加剧了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断裂（5）

五、改革“内轮差”效应

伴随着经济转型和社会转轨，改革进入深水区，改革的“内轮差”效应凸显。所谓改革的“内轮差”就是指经济改革与社会改革不同步，社会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社会结构调整滞后于经济结构调整，其本质就是社会堕距。

“内轮差”是指车辆转弯时内前轮转弯半径与内后轮转弯半径之差。由于“内轮差”的存在，车辆转弯时，前、后车轮的运动轨迹不重合。在行车中如果只注意前轮能够通过而忘记内轮差，就可能造成后内轮驶出路面或与其他物体碰撞的事故。对于中国这辆巨型卡车来说，在经济社会转型(“转弯”)过程中，经济改革是前轮，社会改革是后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标志着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经济转型成功实现。然而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经济增长被过分强调，改革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形象地说，经济改革前轮转弯较急，转弯半径较小，社会改革这个后轮在一定程度上被忽视，产生改革“内轮差”。

改革“内轮差”产生的原因主要有：第一，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原则在2006年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上已经开始调整为兼顾效率和公平)发展导向下，过于追求经济增长速度，把应该配置到社会领域的资源和机会也配置到经济领域中。近年来，尽管中国在社会建设和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已经有比较大的增长，但与当前世界上的发达国家，甚至与一些发展中国家相比还有比较大差距。物质产品的日益丰富与社会公共产品的短缺形成鲜明对照。第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并没有带来社会体制向适应市场体制的方向转变。一是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一些已经不合乎时宜的体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根本性的改革(如户籍制度、财政体制、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二是与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和要求相适应、相匹配的社会体制没有得以及时建立和完善(如收入分配调节制度等)。第三，社会公共产品的过度市场化改革延误了社会改革的时机。上世纪90年代后期到本世纪初，部分政府自身公司化和市场化，教育、医疗等典型的公共产品被过度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医疗市场化、房地产市场化等口号及其实践大行其道。很多学校、医院被一卖了之，事实证明，公共产品的这种市场化改革是不成功的，结果就是上学贵、上学难，看病贵、看病难等现象导致民意沸腾，怨声载道。政府随后又调整政策，这不但浪费了大量的经济资源和行政资源，更为重要的是耽误了社会领域的正常改革，使社会发展更加滞后于经济发展。

改革“内轮差”内在体现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结构的变动滞后于经济结构的变动。陆学艺认为当前的中国社会结构大约滞后经济结构15年，“当前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是工业社会中期阶段的结构，而社会结构还处在工业社会的初期阶段。存在着严重的结构差，这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中最大的不协调，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存在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畸形尴尬状况，这是产生当今中国诸多经济社会矛盾和问题，而且久解不决的结构性原因。”[16]具体来说，社会结构与经济结构的不匹配体现为就业结构、城市结构、社会阶层结构、人口结构、家庭结构与产业结构、消费结构的不匹配。

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社会结构滞后于经济结构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中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型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同步进行，双重转变既是转型中的活力，也使得在转变过程中经济与社会出现脱节或“内轮差”成为可能，这个过程困难重重，矛盾多发。

改革“内轮差”使贫富差距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领域，社会成员在经济资源方面的差距扩大为在社会资源方面的差距，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在经济改革中经济利益被剥夺之后，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跌落到社会生活领域，又因为社会保障等机制的不到位而缺少相应的社会补偿，从而加剧了社会阶层的结构性断裂，加深了社会风险的程度。当前，唯有不断改革如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体制、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等社会体制，使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原则和要求相适应，并不断增加社会建设投入，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改革“内轮差”带来的负面效应，更好地防范社会风险。

民生困境和公共服务的短腿凸显改革“内轮差”效应。社会发展的滞后，主要表现为社会事业、社会制度和社会规范建设、社会治理的滞后，突出表现为公共服务的短腿，在社保就业、医疗卫生、教育、住房、公共安全等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均等化、满意度等方面存在明显不足。增加公共服务产品种类和数量，提高公共服务产品的质量和效率为主要目标，加快推进住房、养老、社保、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的社会改革，提升改革的温度，打造温暖型改革，打造公共服务的城镇化，使社会改革与经济改革同步协调推进，对于防止改革的“内轮差”效应进一步扩大，有效防范和化解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保证社会的稳定与和谐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