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有的“雁阵机制”能缓冲成本压力
一个经济体的长期增长潜力是由长期因素决定的,绝不是短期需求因素决定的。这些长期因素包括资本形成能力、劳动力数量与年龄结构、人口受教育程度、研发投入和技术进步的速度以及制度改革等。从增长源泉来说,一个已经持续增长的经济体出现显著而持久的减速主要是全要素生产率的减速或停滞带来的,这是因为当一个国家的人均资本水平不能像过去那样持续而快速上升的时候,只有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GDP增长唯一可靠的源泉。如全要素生产率不能增长,那么当人均资本高位回落后,经济增长的动力就将逐步消失。
实现增长模式的转型需要鼓励经济结构的多样化。当然,结构调整和升级不是很快就能完成的。目前劳动力和资本已经在地区间发生快速的流动,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大批企业在向内地流动,服务业在东部地区的发展势头强劲,这是一个结构调整的积极信号。它一方面可以促进中国经济平稳过渡,保持在高速轨道上,另外,将对中国未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作出贡献。
作为中等收入国家,中国未来20年人均资本水平仍然有巨大的上升空间。以2010年年底数字来看,中国的资本存量大约是93.3万亿人民币,相当于13.8万亿美元,而美国在2010年底的资本存量是44.7万亿美元,中国与美国相差至少3倍。如果按人均计算,中国的人均资本存量大约1万美元,不到美国的10%,大约相当于韩国的25%。可见,未来20年中国的投资机会依然巨大。
一些人关于未来20年中国经济增长必将大幅回落的预测其实都是夸大其词,因为这些都是假设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未来不太可能继续增长,其实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发生。人所共知,中国接受外商的态度比那些人均收入更高的东亚经济体都要开放,当今世界越来越平,技术进步与贸易和直接投资密不可分。中国出口技术含量和技术复杂性尽管因为加工出口占比高的原因部分被高估,但其持续提高是不争的事实。中国目前已进入“科技起飞”阶段,现在的研发投入占GDP已接近2%,并以每年6%的速度增长,这与韩国和新加坡相当,在世界上属于增速最快的国家。从长远来看,考虑中国在教育、科技和人力资本上的基础优势,中国继续坚持开放贸易和投资政策,积极参与全球产业分工,消化转移技术,不断加大自主研发投入,中国在技术阶梯上实现快速上移、推进产业持续升级,未来在一些领域上站到技术前沿是可以期待的。
中国不同于小经济体,中国拥有自己的“雁阵机制”来缓冲成本条件的压力,这样的话,中国在两个增长阶段和模式之间出现转轨断裂是不可能的。相反,通过资本在地区间的再分配这样的过渡途径,中国可保持未来20年的高速增长。
日本的教训是经济学家用来对比中国的重要例子。日本之所以出现经济增长率大幅度跳水,规模太小是其重要原因。由于规模小,国内需求有限,日本经济超高速增长长期严重依赖出口。日本“刘易期拐点”出现上世纪60年代,1973年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脱钩后日元大幅升值,日本出口遭遇滑铁卢后,国内市场狭小使企业无法找到应对外部条件变化的缓冲余地,日本国内服务业过于封闭,受到政府高度保护,加剧了其经济转型困难,逼使大批日本企业逃离本国以求生存,造成日本经济的“空洞化”。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中国的成本条件变化不可能像当年日本那样猛烈,对经济影响也会温和得多。不同于小的经济体,中国拥有自己的“雁阵机制”来缓冲成本条件的压力,中国内部的地区差距造就了巨大的投资作生产率改善空间,中国内地发展可能是中国增长模式平衡转型的天然渠道。事实上,即使整体上中国进入中上等收入阶段,中国内部地区之间依然有巨大的追赶空间,中国的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的人均资本存量与人均收入差距非常大。以2009年数据为例,沿海11个省市的人均GDP和人均资本存量比内陆20个省市几乎要高1倍,按目前发展速度推算,内地至少需要20年才有望收敛于沿海水平。近年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但与美国的差距还是相当大。因此,中国在两个经济模式之间出现转轨断裂是不可能的。
过去20年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迅速地变成了一个连接世界市场的巨大加工平台,东部沿海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全国的85%,出口更是占了全国的90%。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主要在东部地区,而中西部地区近些年经济在持续加速增长。这说明随着沿海地区成本条件变化,东部沿海地区的制造业正在向西部转移,中西部地区对中国下一轮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作用越来越强。
已有0人发表了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