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高管薪酬改革关键要约束分配权

8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习近平指出，要逐步规范国有企业收入分配秩序，实现薪酬水平适当、结构合理、管理规范、监督有效，对不合理的偏高、过高收入进行调整。（8月19日《京华时报》）

国企包括央企在内高管薪酬过高的问题，长期为社会所诟病，原因很简单，它放大了社会的不公。一方面是企业内部的不公，不同岗位之间，行政与一线之间巨大的收入差别。另一方面是拉大了行业之间的差别，畸形的待遇，无法用贡献的同一尺度来衡量，让人不免产生同人不同使喟叹。更重要的是，国企及央企国有的特殊性质，过高的薪酬，超出市场基本公平的分配方式，有违国企公有的伦理，变成了少数人分享的利益蛋糕。一些国企在出现巨亏时，高管待遇不降反升，利用行业的垄断地位，通过价格转嫁与民争利。

改革国企的收入分配秩序，通过建立高管合理的薪酬机制自然是必需的前提。然而，有关国企高管限薪或者规范薪酬，历来都不缺少政策，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约束过软始终都是难点问题。原因并不复杂，国企经营的自主性，让他们在分配上拥有过大的权力，从高管到一般员工，从薪酬到福利到职务消费，到处渗漏滴冒。显然，国企薪酬改革的关键其实是如何限制国企“自肥”的分配权。

首先，强化薪酬分配的刚性尺度。客观上使得酬薪不能只是简单的数字福利，应该与企业的效益挂钩，与对国家、对社会的贡献挂钩，与员工的平均工资挂钩，同时也应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相对应，具有条件限制和弹性调节的动态分配方式。

其次，关闭福利泛滥的通道。一些国企福利甚至超出了单纯的薪资额度，比如天价的住房公积金、绩效考核奖金等等。过多过滥的福利、分配项目应当清理和限制。同时，还有国企高管畸高的“职务消费”，成为滋生“软腐败”的温床。个人的吃、穿、住、行、医、玩囊括到“职务消费”中，办公室装修、配备专车、体检、疗养、请吃等等，都可列在“职务需要”的名下，甚至经费“包干”沦为了薪酬的补充。规范国企薪酬，既要规范“前门”，更要堵住“后门”与“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