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解读“新常态”与“新政”

记者：韩老师，在您的学术研究中，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基本思想是从近阶段开始的，且颇受关注。请问这与您之前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内在联系，或者说内在逻辑是怎样的？

韩庆祥：研究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是我学术研究历程及其内在逻辑的必然要求。在研究社会结构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其战略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其根本方略是全面深化公平正义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而全面深化公平正义改革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实质、核心，就是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是调整权力结构及其权力运作方式。这在本质上就是结构问题。况且，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本质上就是对中国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的社会存在、社会实践和社会历史的反映。于是，我由研究社会结构问题，合乎我的学术逻辑，从学术上去进一步研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治国理政的基本思想。在学术研究过程中，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文本，我初步意识到是否可以用一个具有展望性的概念对其中蕴含的思想精髓、核心要义加以提炼和概括——“习近平新政”。我这里讲“新政”，不主张过于刻意拔高，而主张从哲学上实事求是地呈现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常态”。

记者：新常态，这可能是当下最热的经济关键词了，怎么理解您从哲学上所总结的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常态”呢？

韩庆祥：这里的“新常态”，超越了今天人们所侧重的经济领域。我从学理上所理解的“新常态”的“新”，就是具有展望性的“新政”，而“常态”，就是基于现代新理念新规则而正在建立起来的常久持续的新秩序、新态势和新状态。尽管这种新常态还未完全成为一种形态，但可以从哲学上前瞻性地探索其雏形。

记者：那么您所理解的习近平“新政”，主要体现在哪里？

韩庆祥：在阐释习近平“新政”之前，先做几点说明：一是本论题是一种“前瞻性”的分析研究。我是研究哲学的，哲学就是“高卢的雄鸡”，它应对事物和对象进行前瞻性的分析研究；二是本文只是“初步”研究的学术成果，还谈不上属于完整系统且具有内在逻辑的研究；三是我所讲的“新政”，不主张“刻意拔高”，而主张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本为依据，从哲学上实事求是地呈现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新常态”；四是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各种严峻的矛盾、风险、困难和挑战，“提出了许多新理念、新论断、新思想，采取了许多新思路、新政策、新举措，产生了新气象、新变化、新效果，再加上习近平总书记具有厚积薄发的特点”。

习近平“新政”，首先新在“坚定刻骨铭心的自信”。1978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纵向看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还是横向看国际比较，中国都取得了巨大成就。然而，由于近代中国的落后及其被凌辱、欺侮和挨打，我们中国人相对缺乏国家自信和民族自信。比如，在经济上，我们还没有基于中国经济发展实践经验和成就而提出自己原创的、为世界人类文明做出巨大贡献的中国经济学理论；在政治上，一些人对西方的政治理念、政治理论、政治制度、政治体制十分崇拜，而对1978年以来我国所取得的政治成就不屑一顾。如此等等。正像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原主任柯伟林教授所指出的，中国已经强大，但仍然不够自信。缺乏自信，就会动摇我们的理想信念，丧失我们的话语权。

对这一点，习近平总书记具有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三番五次强调要坚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以及文化自信，积极唱响中国梦、中国道路、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提升中国话语权，甚至强调要坚定刻骨铭心的自信。这种鲜明的自信是治国理政的认知和心理基础，它不仅体现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而且更重要更鲜明地体现在他治国理政的行动上，体现在其所从事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的建设、军事和外交等所有活动领域。

记者：当前，我们的社会正在转型。亨廷顿曾指出，现代化会伴随风险。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我们如何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风险及难题？

韩庆祥：这也是习近平“新政”的一个重要内容，即“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新突破”。改革开放之初，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自觉地开始认识现代化，并全面开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局面。这可谓“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起飞阶段。这一阶段的本质特征，就是“做大蛋糕”“组织动员”与“政府主导”。在现代化起飞阶段，首要任务都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追赶发达国家。尤其对具有“时空压缩”背景与特征的中国来讲，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以及“追赶”的任务更为迫切。基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历史“定位”，我们党把首要根本任务确定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即“定标”—“做大蛋糕”。要“做大蛋糕”，需进一步“定法”：既需要把广大人民群众动员和组织起来，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又内在需要政府主导体制，因为这种体制之最大优势，就是决策正确，政府可以集中一切资源和力量“办大事”。由此，“做大蛋糕”“组织动员”与“政府主导体制”（政府的力量），就被突出出来。

“蛋糕做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相对进入新的阶段。这一阶段，邓小平同志形象地称为“发展起来以后”阶段，学界将其归结为“表达诉求、矛盾突发、攻坚克难”阶段。相对“发展起来”即“蛋糕相对做大”以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进入了表达诉求期。今天，民众在表达各种诉求，如权利诉求、民主诉求、公正诉求和参与诉求等。民众表达诉求需要合理满足。如何真正破解“表达诉求、矛盾突发、攻坚克难”这一新的历史起点上的难题？仅仅依靠以政府力量为核心的“政府主导体制”已显得远远不够。而且，如果对高度集中的权力缺乏有效制约，也易产生腐败。

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强调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来解决上述难题，而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其实质，就是要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好的制度模式。这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深化改革和治国理政的一种新的理解。这里讲的治理，首要是治理国家公共权力，是由“政府主导体制”走向“国家治理现代化”，即“建构治理国家公共权力的现代化制度模式”（政府主导依然蕴含在这一框架中）。而治理国家公共权力的现代制度模式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人”治走向“法”治；由“统”治走向“共”治（党委、政府、企业、社会组织、民众等共同治理）；由“权”治走向也注重“能”治；由“他”治走向也注重“自”治。这种治理国家公共权力的现代制度模式，既有利于破除权力高度集中而又缺乏有效制约的体制机制弊端，也有利于破解由“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及其权力至上、自上而下、逐级管制、缺乏制约和公正缺失的权力运作方式所形成的利益固化藩篱。显然，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在我国现代化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背景下提出的，它试图运用政府力量、市场力量和人民力量“三种力量”来治国理政，并为解决新的历史起点上的矛盾、难题和问题提供一整套制度设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