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疆域最终形成的路径特殊性与模式例外论

迄今为止，古代世界级帝国（empire）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被淘汰出局后，其嫡传文化继承者能够凤凰涅磐且成功地重返世界大国之列者，惟有中国。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路径、底定模式在欧亚所有的世界级帝国的历史经验中都无法得到验证的。

就1820年中国最终奠定的疆域结构而言，可以清晰地看出是由“五大文明板块”交融而成。它们分别是（1）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系指北起万里长城一线到南至南海及中南半岛中北部，西起青藏高原东缘东迄黄海及东海的广阔地域，加上夹在昆仑山与天山之间、通过河西走廊与黄土高原相衔接的南疆绿洲；（2）大漠游牧文明板块，是指南起万里长城-天山山脉一线、北至中与西西伯利亚高原一线，东起大兴安岭山脉、西至锡尔河以西的广阔草原；（3）雪域牧耕文明板块，指今青藏高原及周边、喜马拉雅山南麓及印控拉达克等地；（4）辽东渔猎耕牧文明板块，是指西起大兴安岭、东至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南起万里长城，北至外兴安岭以北一线之间的广阔地域；（5）海上渔盐交商文明板块，系指由鄂霍次克海、日本海、黄海、东海、南海等构成的系列海域。（请参见“五大文明板块示意图”）

此处需要强调的是，此诸板块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说明从上古到近代不同地域生产方式与政治形态的流变，不涉及现代国家领土主权。如今在诸板块上立国的国家，都是现代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

从“五大文明板块”上兴起的各种势力以不同方式登场，为中国疆域最终底定都先后与不同程度地做出了各自的贡献。汉、唐、元、清四个世界级帝国均发祥于狭义中原或泛中原的边缘地带，这些生成于不同“文明板块”上的各种力量此消彼长、生生不息，不但为新旧帝国的兴衰更替提供了强大的内在动力，也为古代中国链条式世界级帝国的形成提供了源源不断、前仆后继的新鲜能量。需要提及的是，虽然前述四大帝国创建者出身的族群各不相同，但维系各帝国链条运作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理论、“华夷共祖”谱系等古代中国文明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从而使得古代中国的各个世界级帝国之间具有内在的文化承继性与疆域连续性。

就“大一统”而言，该思想肇始于战国时代的孟轲，中经董仲舒、司马迁的诠释，再经司马光的理论升华，最终定型于清世宗雍正帝等。该思想实质上是一种意识形态，虽然在1820年以前“中国”一直处于非统合状态，但各“文明板块”统治者的指导思想却是一种将国家统合作为终极追求的“大一统”理念。耐人寻味的是，在两千多年时间里，无论是出身于中原的汉族，还是入主中原、出身于边缘地带的少数民族统治者，均以孔子为导师。在统治国家的意识形态方面，各个“文明板块”都没有提出什么新的理论。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没有哪个领袖企图去寻求新的统治逻辑，并以此为基础，实施有异于其他领袖的地方自治或独立体制。他们心中的国家疆域模式始终是统一的帝国，尽管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这个“统一帝国”是想像的或理念之物。随着“大一统”思想渐次成为“五大文明板块”上各类政权的共通意识形态，各个“板块”上的人们也随之逐步累积了实践“大一统”思想的精神源泉。

“天下观” 在中国疆域底定过程中的最大贡献在于它提供了中原王朝皇帝可以通过“德”来支配天下，并因“王者无外”而可获得无限空间的可能性。

另外，司马迁借助于《史记》从血缘、谱系入手，对夷狄与华夏族群的族源予以“源出于一”的历史架构，构筑了“华夷同源”谱系。所谓“源”为黄帝，“流”则为黄帝后裔，既有居住在中原者，也有散布于偏僻之地的秦、楚、吴、越国、匈奴、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等族群。在盛行宗法制度的古代中国社会中，血亲家族法则具有先验性与不可变更性的特质。华夷同源谱系起初为华夏族群所认同，继而为夷狄族群所认同，最后成为夷狄族群逐鹿中原、华夷界限移动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