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部级一把手腐败特点、趋势和风险防控机制创新 （3）

三、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风险点探究

1.第一大风险点66％——违规违法涉足房地产

数据显示，六成多因房地产而腐败，受贿的八成因房地产而判刑。在土地征用出让、城中村拆迁改造、减免土地出让金和征地及承建费、房地产开发等等方面，许多省部级一把手与房地产商相互勾结，索房、买房、因房牟利……频频出现在房地产业利益链的各个环节，涉足房地产行业太深，或从中牟取暴利，或坐拥多套房产。2012年前已查清的44人中涉足房地产的有29人，占66％；29个省市一把手24人涉足房地产，占82.75％；30个受贿罪案24人涉足房地产，占80％。这就说明，近三分之二的落马省部级一把手或多或少与房地产业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受贿罪案发生率，省市一把手比中央部委一把手高；涉足房地产的省市一把手占八成多，比部委高；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发达省市及副省级市、省会城市成为房地产腐败重灾区。涉足房地产有几种方式：或者将平时的受贿资金投向房产领域，购置多套住房；或者与房地产开发商勾结，与开发商结成利益同盟，利益链条紧密，从而变相地获取房产；或者直接间接倒腾土地；或者纵容支持亲属开发房地产；或者用非法收入买房倒手；或者以各种隐藏的方式进行受贿，如房产不登记在名下；或者以低成本的方式购买开发商的相应住宅。如1997年李嘉廷利用职权促成云南俊发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和昆明明兴屋业开发有限公司承揽昆明市五华区螺蛳湾市场改造工程，从中牟利1500万，事后通过儿子李勃受贿750万等等。“楼房建起来，官员倒下去。”房地产开发商与官员因利益相连，没有真正的朋友，只有真正的利益；没有利益了，开发商为自保势必揭发贪腐官员。朱志刚因房地产开发商举报而落马。

2.第二大风险点63％——违规插手企业经营

数据显示，六成以上违规插手企业经营而落马。在已查清的44人中，有28人直接插手企业违规经营，占63.63％，且逐渐增多；其中1980-1989年改革开放初期1人，1990-2002年改革开放发展初期8人，2003-2012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19人。本该由市场调控的资源成了官员寻租的条件，在税收减免、企业获得财政补贴、项目审批、项目投资、工程承揽、企业上市收购、企业贷款，甚至走私等一些经营领域存在方式各异的腐败交易行为。一是为企业经营、承揽工程、企业招商等提供帮助的有22人。如石兆彬为解决厦门市路桥建设投资总公司承建集灌路、环岛路、海沧大桥等工程建设问题多次现场开会协调而受贿。二是为企业争取税收减免、财政补贴、银行贷款、资金划拨提供职务帮助而谋取私利的有10人。如朱志刚为安徽省宣城市争取广祠高速公路车辆购置税中央补助款提供帮助，为中基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获得银行贷款提供帮助，索取和非法收受财物289多万元。三是为企业走私、违规经营滥用职权，干预司法，进行庇护的有4人。如许运鸿徇私渎职，支持和纵容宁波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江东营业部违规经营资产损失及经营亏损达人民币11.97亿元。四是为企业项目立项审批、企业上市收购等提供帮助的有3人。如郑筱萸利用职务便利为医疗企业获批医疗器械注册证、医药企业药品生产批准文号、药品进口计划、办理《药品经营许可证》、药品注册审批等方面提供帮助，受贿649万多元。一些高官与企业利益链紧密，一损俱损。水过留痕，人过留印；没有不透风的墙，违规插手企业经营，早晚要暴露。老百姓说“一批工程上马，就会有一批干部下马”；“一批管理办法出台，就会有一批干部发财”。如朱小华、王雪冰、张恩照等均是为企业违规贷款而案发；许宗衡是国美电器董事会主席黄光裕案揭发而暴露。

3.第三大风险点59％——亲属贪利祸及官员

数据显示，近六成干部家属子女深陷贪腐之中，已查清的44人中家人涉案26人，占59.09％。俗话说“家有贤妻，夫无横祸”、“贪官因妻贪，清官因妻贤”。家庭是领导干部拒腐防变的第一道防线。城门失火，殃及鱼池；家庭廉洁防线失守，必然祸及官员。多数腐败官员走向腐化过程中家属子女起到推波助澜作用，其主要方式：一是借用父母的权势为自己经商牟利。有的庇护子女走私，如李嘉廷庇护儿子走私。二是不直接收受贿赂，而是通过配偶或子女收受贿赂。如刘方仁与儿媳互相勾结，儿媳利用刘方仁的职权和地位，为北京世纪兴业投资有限公司在收购贵州中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部分国有股权中谋取利益，非法收受500万元。三是官员家属子女利用其职务影响，积极寻找“客户”，作“牵线人”，充当行贿受贿交易的中间人，如薄熙来妻子薄谷开来收受徐明1624万多元购买了位于法国尼斯地区戛纳市松树大道7号的枫丹·圣乔治别墅。许多贪官之所以贪，都是因为子女，或是要钱，或是要位，或是图奢侈，或是高消费，或是要照顾，或是有麻烦，可见子女最容易拉父母的后腿。有的为满足家庭成员的愿望而贪腐；有的过分溺爱子女，在子女一而再再而三的无理要求下失去了原则；有的领导妻子为解决当前一些暂时困难，或者为满足子女过分要求，不惜劝丈夫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许多高官就是这样被贪利的家属子女拖下水。如李嘉廷、梁湘均因儿子走私案案发而落马，王有杰由儿子重大经济问题引发，薄熙来由妻子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案发而暴露腐败行为。

4.第四大风险点54％——生活腐化堕落加速腐败

数据显示，五成多因色情而腐败落马。48人已查清，包养情妇、嫖娼堕落的有26人，占54.17％。其中改革开放初期1人，占同期查处腐败案4人的25％；改革开放发展初期6人，占同期查处腐败案13人的46.15％；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17人，占同期查处腐败案29人的58.62％。可见，省部级一把手官员生活腐化堕落在扩大。许多腐败官员在贪污受贿之前就开始了流连于声色犬马，包养情人、二奶，甚至嫖妓的生活。他们为包养而贪污受贿，与情人关系多是以色谋权、色助官贪、贪钱买色、色逼官贪和色相贿赂。这些情妇主要有：自己管辖的下属工作人员，如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情妇刘红薇；艺界人员(包括电视主持人、时装模特等)，如高严的情妇云南省电视台女主持人杨姗；有求于自己的公司管理层(包括个体老板等)和有关职员，如刘志军的情妇丁书苗；宾馆服务员，如段义和的情妇柳海平；五是娱乐场所从业人员(包括洗脚女、发廊女等)或者无业人员，米凤君的情妇。婚外情不是真正的感情，只是权色交易；没有交易价值，就会分道扬镳，甚至揭发检举。涉足色情是省部级一把手官员走向腐化堕落之路的第一步，也是其落马的直接线索。或者为情妇谋取不正当利益而引发，如倪献策为情妇徇私情，包庇情妇弟弟走私，因走私案发被判徇私舞弊罪2年有期徒刑；或者与情妇沆瀣一气，共同犯罪，如成克杰单独或伙同情妇李平受贿四千余万元，一个死刑，一个无期徒刑；或者因情妇而造成重婚罪，如邱晓华被判1年有期徒刑；或者因无法摆脱情妇纠缠而谋杀情妇，如段义和因情妇爆炸案引发被判死刑；或者因无法满足情妇工作、生活方面的要求遭情妇检举揭发而败露，如衣俊卿被情妇网上举报而免职；等等。

5.第五个风险点50％——买官卖官结成贪腐生态链　

数据显示，五成左右涉足吏治腐败，省市一把手尤为严重，见表5。从腐败领域看，在职务晋升、干部调动、就业安排上腐败的有20人，在已查明的44人中，占45.56％；在已判刑的35人中，占57.14％；在受贿罪30人中，占66.7％。其中1999-2002年有4人；2003-2012年16人；部委和中央国有企业一把手15人，有3人卖官，占20％；在已判刑的11人中，占27.27％；在判受贿罪9人中，占33.33％。省市一把手29人，有17人卖官，占58.62％；在已判刑的24人中，占70.83％；在判受贿罪21人中，占80.95％。买官卖官方式多样，在送礼对象上，有走“夫人路线”和把领导的子女作为主“打”对象者，讨好买通夫人以吹枕边风，投资公子、巴结千金以在其父(母)面前讲情；有直接把礼金送到领导办公室的，或送到领导住院的病房；或请领导出国考察、陪领导家属游山玩水、供领导子女出国留学的。在方式上，有利用特殊时间如传统佳节、领导的子女结婚及儿孙生日奉上红包、彩礼和压岁钱的；有送购物卡或各种有价证券、支付凭证的；有投其所好者，呈上置古玩古董，奉上名人字画等。一边是卖官敛财，一边是送钱升官，行贿与受贿双方同流合污结成了生死攸关的“特殊利益集团”，形成了影响一些地方政治生态的“上下腐败生态链”，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买官者势必贪腐，贪腐早晚会败露；买官者为立功，势必揭发卖官者。如韩桂芝落马是因马德卖官案发；马德为了当上绥化市委书记给韩桂芝送去80万元人民币，为立功而揭发韩桂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