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部级一把手腐败特点、趋势和风险防控机制创新

广义上讲省部级一把手是指中央各部委、直属单位、央企党政一把手，直辖市、省、自治区和副省级市党委书记、省市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及副省级领导干部兼任省会城市、重要省辖市党委书记。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是指省部级领导干部在担任上述职务中违背社会公认的法律、纪律和道德规范准则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省部级一把手权力较大，难以监督制约，一旦腐败，小则带坏一班人，大则给一个地方或部门造成恶劣风气，甚至导致一个地方或部门腐败滋生蔓延。因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指出：反腐倡廉建设，必须从一把手抓起，“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健全施政行为公开制度，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

一、省部级一把手腐败特点透视

1.窝案串案近七成

数据显示，省部级一把手腐败窝案串案37起，占68.52％，是案发的主要线索。官员受贿与企业家行贿伴生，官员上下腐败联动。围绕54名省部级一把手(7人正在司法调查，1人自杀，1人逃到国外)，形成了形形色色的贪腐“团队”，他们荣辱与共，互相依靠，共同腐败，先后被查，出现了许多贪腐窝案串案。一种是买官卖官形成的上下吏治腐败政治生态链。吏治腐败的核心人物往往是掌握人事大权的高官。如2005年判刑的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曾多年担任省委组织部长、省委副书记，以她为主的“黑龙江买官窝案”，牵扯大小官员百余人，其中副省级干部6人、地厅级干部30多人，且与2003年黑龙江省绥化市委书记马德卖官案相联，涉案人员有国土资源部长田凤山及绥化市下辖10个县市的众多处级以上干部，多达265名，仅绥化市各部门一把手就有50多人。另一种是因某一领域(土地开发、基础工程、铁路建设等)或某一项目(国有企业出售、社保基金管理等)上的官商勾结腐败政商渗透生态链。其模式是部长、书记、分管副市长、若干名相关局长和一批国企高管、民营富豪的集体腐败窝案。如原铁道部党组书记、部长刘志军及其铁局系统腐败案，集中展现出特定行业中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犯罪的伴生现象，中铁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董事长罗金保、中铁电气化集团总经理刘志远、山西煤炭进出口集团董事长杜建华、山西商人丁书苗等人牵涉其中。可见，窝案串案大都是一把手腐败所致，一旦一个省市的一把手腐败，有可能使整个领导班子或地区腐败蔓延。

2.索贿受贿超六成

数据显示，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中受贿罪有30人，占党纪政纪处分和法律处理45人中的66.67％，占判刑35人中的85.71％。企业主为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向领导干部行贿动机大增，官员受贿现象就多发。受贿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打招呼、批条子等行政干预方式帮助企业贷款、协调违规运营、引进工程项目、审批计划指标、违规低价批地、帮助提拔调动、庇护走私违规进口、干涉行政执法和司法案件、权色交易等。在改革开放初期，无一例受贿案。1990-2002年受贿罪6人，占受贿罪的20％，占同期13个腐败案中的46.15％；2003年-2012年受贿罪24人，占受贿罪的80％，占同期30个腐败案的80％。说明索贿受贿越来越是省部级一把手腐败的主要形式。

3.带病提拔过半数

数据显示，已查清的45人中，带病提拔的有26人，占57.78％，其中带病提拔一级的有17人，占65.38％；提拔二级以上有9人，占34.62％，见表1。带病提拔是指在提拔前或提拔过程中，干部存在经济、生活等方面的违纪违法行为，但组织考察时未发现或发现了未被及时追究而得以提拔任职的情况。[2]带病提拔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长期以权谋私，藏而不露，一直未被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潜伏期平均7.78年。刘志军是腐败时间最长的，自1986年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局长第一次受贿，直到2011年12月在铁道部部长案发25年间，非法收受财物6460余万元，从处级干部连续带病提拔4级。二是露而难定，在某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干部群众也有所反映，没有及时追究，但在群众不断举报、争议中反而被提拔重用。如李嘉廷早在其任哈尔滨市市长时就有群众反映其贪污，中纪委曾先后查过5次，一直未能查实，到云南任副省长以后并未有所收敛，当了云南省长一直腐败。三是生活腐化，道德败坏，照提不误。如吉林省委常委、长春市委书记米凤君生活腐化，长期嫖娼。办案人员利用其好色特点，采取监控定位手机手段，在长春市吉隆坡大酒店一包房内，将他和两名卖淫女当场抓获。带病提拔呈现发展蔓延趋势，其中89年前2人，占同期腐败案的50％；1990-2002年6人，占同期腐败的50％；2013-2012年18人，占同期腐败案的60％。从初次腐败级别看，正部级9人，占19.15％；副省部级20人，占42.55％；厅级15人，占31.91％。可见，副省部级和厅级是省部级一把手初次腐败的主要岗位。带病提拔暴露了领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制度性软肋。

4.特权腐败更突出

特权是权力的脱轨，腐败是权力的蜕变；特权是腐败的制度根源，腐败是特权的非法延伸。省市一把手是封疆大吏，地方诸侯，权居一方；中央部委一把手是部门管理龙头，位列中枢，把持一行。省部级一把手拥有绝对的人、财、物支配权，有的热衷于“用人一句话、决策一言堂、项目一人批”，拒不与人分享权力，又不接受他人监督，搞“条子工程”、“人情工程”、“关系工程”，特权腐败更严重。如陈良宇插手上海社保基金案，成克杰插手土地项目，沈阳市长慕绥新对重大项目以及大块土地批租，都由他一人自作主张，土地出让金说免就免。有的公务消费无度，办公房要套间，公务车要豪华，国内外考察参观经常化，“出去一包票子，回来一把条子”，一年消费少则几十万，多则上百万，甚至几百万，职务消费演变成“不落腰包的腐败”。如中石化董事长陈同海日均挥霍公款4万元；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在上海高级宾馆包租房间办公，每天食宿费高达一万元，提供4辆高级轿车给自己的情妇在北京、上海使用。有的将权力私有化、家族化，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特权腐败福荫子女亲友，形成“一人当官，全家享受，全族沾光”的现象。如云南省长李嘉廷的儿子李勃说：“身在侯门，不当革命接班人就当商人。”因此李勃经常携巨额银行贷款杀向最赚钱的行业。[3]有的一把手独揽大权、作风霸道、专横跋扈、独断专行、唯我独尊，“一把手绝对真理，说一不二；二把手相对真理，说二不一；三四把手没有真理，只能是是是。”如青岛市委书记杜世成在大会上公开扬言：“你不听我的，我就治你。”薄熙来在重庆一手遮天，可让王立军休假式治疗离开公安岗位阻止调查尼尔伍德案，也可让其凶手妻子薄谷开来参与研究尼尔伍德案。有的特权待遇终身享受，演变为退休后的特权腐败，退休后仍享受职务消费、特权医疗等。

5.腐败示范效应强

“上梁不正下梁歪”。省部级一把手腐败会对一个省市和部委产生十分恶劣的示范效应。一把手一旦腐败，就会严密控制地区和单位的领导班子和下级组织，千方百计地扩大编织密集的腐败关系网，像瘟疫一样，不断地扩散，催生更多的腐败分子把持领导岗位，结党营私，把个人腐败转变成集团腐败，排挤和打击为民清廉务实的干部，形成劣币逐良币的政治生态。一是直接形成腐败关系网，形成上下相互配合的窝案。如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案涉及人员有：国家统计局局长邱晓华，财政部部长助理、上海市财政局局长刘红薇，上海市委办公厅主任孙路一，上海宝山区区委副书记、区长秦裕，上海市国资委主任凌宝亨，上海市国资委副主任吴鸿玫，上海市社保局局长祝均一，上海社保基金监管处处长陆祺伟等等。二是加速一地的腐败滋生蔓延。如中央政治局委员、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案，重庆打黑运动产生黑打风潮，在薄熙来、王立军领导下，一些律师、私企老板、正直干部遭到黑打。同时重庆腐败上行下效，一批干部攀比腐败，如重庆官员淫乱视频涉案人员包括重庆市北碚区区委书记雷政富、南岸区区委书记夏泽良、长寿区区长韩树明等21名党员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