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部级一把手腐败特点、趋势和风险防控机制创新 （2）

二、省部级一把手腐败趋势分析　　

1.腐败涉案金额越来越大

随着经济的发展，省部级一把手贪腐的金额也与日俱增，见表2。从已判刑的35人来看，受贿罪30人，平均受贿1790.47万元；受贿最小57万元，受贿最大1.9亿元，单笔受贿1.6亿元；受贿百万元以下3人，受贿百万至千万元18人，受贿千万元以上7人，受贿亿元以上1人。而贪污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3人。改革开放初期无一例受贿、贪污、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从1999年起，受贿罪有6人，占受贿案的20％，占同期腐败案的46％，年均不足半例，平均受贿金额1215.84万元；贪污案1例，贪污55万多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1例，金额269.55万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随着经济发展和国民财富的增长，腐败官员的贪腐欲望增强，胃口也增大，自2005年受贿均在百万元以上，单笔受贿金额在百万元以上的已不在少数，更有甚者。如陈同海受贿1.9亿元，单笔受贿1.6亿元，日均消费4万元，均创中国贪官受贿之最。这个时期受贿案24人，占受贿案和同期腐败案件比例均为80％，每年在2人以上，2009年达到5例，平均受贿1936.54万元；贪污1例，有500万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2例，平均金额504.5万元。

2.腐败年龄越来越小

数据显示，省部级一把手初次腐败和案发年龄均呈越来越小趋势，见表3。改革开放初期初次腐败7人，平均年龄52.29岁；改革开放发展时期初次腐败37人，平均年龄51.76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初次腐败是3人，平均年龄50岁；初次腐败平均年龄51.72岁。40岁以下2人；40-50岁21人，占44.68％；51-60岁18人，占38.3％；61岁以上6人。大多数是在50岁左右开始腐败，45-55岁31人，占65.95％。年龄最大的是原中国银行行长金德琴在1990年69岁时在中信公司副董事长岗位上挪用公款进行营利活动；年龄最小的是铁道部长刘志军1986年33岁时在担任郑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分局长时就非法收受财物。　

改革开放初期立案查处人数4人，平均63岁；改革开放发展时期立案查处人数13人，平均年龄60.23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立案查处人数30人，平均年龄59.73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局之年2013年立案7人，案发平均年龄57.57岁。从立案查处的54个省部级一把手年龄来看，平均案发年龄59.81岁，其中50岁以下1人；50-55岁10人，18.51％；56-60岁19人，35.19％；61-65岁15人，27.78％；66-70岁8人，14.81％；70以上1人。年龄最大的77岁，是中国银行行长金德琴；最小的48岁，是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省部级一把手一般65岁退休，56-65岁占六成多，是主要案发年龄段；56-60岁占三分之一多，这就形成了省部级一把手“60岁左右”现象。有些省部级一把手存在着“权力即是金钱”、“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以及侥幸心理，在即将离退休前夕60岁左右大肆贪污受贿。如国家电力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高严，历任吉林省长、云南省委书记，利用职权为他人及亲属谋取私利，大肆侵吞巨额财产；滥用职权，造成大量国有资产流失；生活腐化，道德败坏，60岁携情妇逃到国外。

3.腐败潜伏期越来越短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确立了“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反腐败战略方针，我国反腐败力度逐年加大，腐败分子的死亡率与出生率差距逐渐缩小。从腐败出生率和死亡率来看，死亡率逐渐提高。从处理方式和刑罚来看，受到司法追究的越来越多，腐败罪刑越来越重，见表4。除1人自杀、1人外逃，7人正在司法调查外，45人已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和法律惩处，35人被判刑，占77.77％；其中2人3项罪名，6人2项罪名，9人1项罪名。改革开放初期，初次腐败7人，查处4人，只有1人因徇私舞弊罪被判2年有期徒刑，占同期查处案件的25％。改革开放发展时期，初次腐败37人；查处13人，除1人外逃，有9人被判刑，占同期查处案件的75％，有2人有两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5人，无期徒刑1人，死缓2人，死刑1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初次腐败3人(当然，省部级一把手平均潜伏期不足8年)，立案30人，除1人自杀，1人正司法调查，有25人被判刑，占同期查处案件的89.29％；有2人3项罪名，4人2项罪名；被判有期徒刑5人，无期徒刑7人，死缓11人，死刑2人，2007年后都是无期徒刑以上。尤其是十八大后，我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时期，党中央“铁腕反腐，从严治吏”，加大反腐败力度，着重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加速了腐败分子的死亡率。2013年立案调查7名省部级一把手，这彰显了以习近平总书记为首的党中央反腐败的决心和政治魄力。

调查数据显示，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潜伏期越来越短，见表3。改革开放初期是10年多；改革开放发展时期不足8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是3年；平均是7.78年。潜伏期5年内16人，占34％，6-10年18人，占39％；11-20年12人，25.5％；21年上1人。潜伏期最长25年，是铁道部长刘志军1986-2011年；最短1年，是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这说明随着中央反腐败力度加大，省部级一把手腐败高发迅速蔓延的态势已得到一定程度遏制。

4.腐败方式越来越隐蔽

从省部级一把手腐败案件分析，腐败手法方式呈现多样化、高智能化特点，越来越具有隐蔽性。一是手段多。利用干部人事权，为他人职务晋升、工作调动、就业等方面谋取利益收受贿赂，如陈良宇；利用工程项目、房地产开发决策权受贿，如成克杰；利用政务审批权受贿，如郑筱萸；利用权力直接插手企业经营，协调企业安排资金、贷款受贿，如张恩照；利用职权为子女、亲属经商办企业、走私、承揽工程直接牟取暴利，如刘方仁；利用权力影响力为企业承揽工程、承包项目受贿如张国光；利用权力干涉司法，包庇罪犯，如王武龙；利用节假日、住院受贿，如穆绥新2000年7月，在北京301医院住院期间，收受各类人员各种礼金、贿赂100余万元；利用权力影响力通过亲属成立公司、通过情妇接受他人财物或者通过低价购买房屋等贵重物品，如薄熙来；等等。二是类型多。专权型腐败即独断专行、唯我独尊，打击报复，如程维高；弄权堕落型腐败即玩弄权术，聚财猎色，如陈绍基；卖权型腐败即买官卖官，如韩桂芝；渎职侵权型腐败即弄虚作假，失职渎职，如许运鸿；等等。三是案发线索多。数据显示，有34人是其他受贿卖官案、走私案、儿子违法案、经济纠纷案、黑社会团伙案等案中案牵出的，占62.96％；有15人举报引发，占27.8％，其中官员相互举报1人，情妇举报3人，前妻举报1人；有3人是中央巡视组和审计发现，有1人是家中被盗牵出。可见，案中案牵出和举报引发是主要案源，占九成。

5.腐败地区领域岗位领域逐渐集中

数据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发展进程中，省部级腐败地区、领域、岗位、年龄逐渐集中。腐败与一个地区、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连。从案发地域和行业看，北京等省市一把手涉案较多，有31人，占57.40％；铁道部等中央部委、国家机关(包括副部级直属局)和国有企业23个，占42.59％。经济发达地区腐败案发率相对高，西藏、青海、宁夏、内蒙古、海南、陕西等欠发达地区较少；国土资源、交通、铁路、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金融、石化石油、移动、电力等垄断性中央国有企业一把手腐败案也相对较多。从案发职务看，中央政治局委员兼市委书记3人、人大副委员长1人、省市委书记7人、省市长8人、省市人大正副主任5人、省市政协正副主席7人、部(委局)长(书记)15人，中国银行、中石化等行长、总经理8人，省市委书记、省市长较多，占三分之一。其中，副国级领导干部4人，正省部级领导干部23人，副省部级领导干部27人；中央委员13人、中央候补委员9人，占40.7％。从初次腐败来看，已查清的48人，省市一把手32人，部委国企一把手16人；初次腐败平均年龄51.72岁，最小的33岁，最大的68岁，其中大多数腐败高官是在45岁到55岁这个年龄段开始犯罪的，占65.95％。

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也是省部级一把手腐败的高发期。1980-1989年改革开放初期立案查处仅有4人，占7.4％；潜伏期较短，平均仅有3.25年；腐败行为涉及支持走私贩私、办理香港定居证、公款消费和违反外事纪律。1990-2002年改革开放发展时期，立案查处13人，占24.07％；潜伏期短，仅有5.92年；腐败行为涉及经济建设领域，诸如房地产开发、工程发包、企业贷款、挪用公款、企业资金协调以及干部提拔、生活腐败等领域。2003-2013年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经济迅速发展，同时案发人数剧增，多达30人，占55.55％；潜伏期长，平均潜伏期9.86年。腐败行为已涉及经济社会生活领域深层，而且相对集中于土地开发和房地产经营、能源与矿产、金融投资、工程建设、企业经营、卖官买官、司法腐败、包养情妇生活腐败，成为腐败易发高发的主要领域。尤其是2013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局之年立案7人，占12.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