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国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2）

我提醒所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和制度经济学家，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常识”：世界上共有12个人口过亿的国家：中国、印度、美国、日本、俄罗斯、印尼、巴西、巴基斯坦、尼日利亚、孟加拉国、墨西哥和菲律宾。除了发达国家即美国和日本，有哪一个发展中国家因为实行了代议制民主和所谓的“回到斯密”而变得比中国更好？

在经济发展上，不是比中国好的问题，而是比中国差多远的问题。在人口过亿的发展中国家，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和巴西也都把斯密抛在脑后而有点凤凰涅槃的态势，要知道它们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确实“回到斯密”，结果几乎是国家失败，俄罗斯的损失比美国1929年大危机的损失还严重。处于政治上代议制民主而经济上又“回到斯密”的印度、菲律宾、墨西哥，更别说尼日利亚和巴基斯坦，其前景又如何呢？至少目前还看不到好过中国的希望何在。

理想是美好的，但问题是谁家的理想？现实是残酷的，残酷的现实只能属于社会大众，而残酷的现实又来自历史。因此，作为政治学家，本身并不在乎经济学家之间的故事本身，我要追问的是故事背后的迫切问题：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经济学家？毫无疑问，中国需要的是有着历史文化认同、从中国出发、有着中国身份意识的经济学家，这样的经济学家不再是一般的账房先生式的经济学家，而是经济思想家。

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思想家而非西方世界的其他族裔却人才辈出？俄裔美籍经济思想家格申克龙之所以有着世界级的成就，就是因为其基于自己祖国的历史关怀即在落后国家现代化中组织和国家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影响深远的“后发优势论”——国家发展得越晚，其组织和制度就越重要，从西欧到中欧再到半个东方的苏联，历史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印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的成就更是让人敬仰，他从自己祖国即印度的不平等的社会结构所导致的人的能力严重不平等的现实经历出发，提出：经济发展应该以自由为取向，而自由则是人的能力的实现问题，其中，国家在发展人的能力中的作用至关重要。这样，在我看来，传统的“发展型国家”理论从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演变为国家主导下的人的能力的发展。也就是说，对于后发国家而言，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作为自由的人的能力的发展，都不能离开有能力的国家。

格申克龙和阿玛蒂亚·森的理论似乎为中国量身定做，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这样的经济思想家甚至还无视这样的经济思想家？说到底，是因为有的经济学家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忘记了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叫“中国”，却乐意做新自由主义的学徒。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这样的学者在世界上早就集体失语了，没有话语权了，但是他们为什么在中国还能大呼小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