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政治人物安危与国家安全

在历史的重要关头，重要政治人物的健康乃至生命的变化往往可以引发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并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事业的成败；特别是在国际或阶级斗争达到白热化的特别时刻，重要政治人物的生命健康就成了敌人——即使这人物曾帮助过这些他们——瞄准的目标。“芝兰当路，不得不锄”，①此之谓也。在这方面，苏联解体前后苏东国家的教训值得总结与汲取。

定点清除：让安德罗波夫“在所需时刻死掉：不早也不晚”

关于安德罗波夫之死，亚·舍维亚金在《苏联灭亡之谜》中写道：“安德罗波夫身上所采取的方法，就其本质而言，可以认定为‘操纵死亡’。他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根本就在于让他在所需时刻死掉：不早也不晚。”②B·列科斯塔列夫在《血腥的总书记》一书中认为：“事实就是事实，从某种程度上讲安德罗波夫同自己的病症和睦相处了20年。就在他刚刚取得其毕生所追求的东西——至高无上的权力之时，死神就选中了他。”③新上台的契尔年科的“蜂窝组织炎发展得极快”。亚·舍维亚金披露：“熟悉克里姆林宫所有领导人健康状况的科学院学士曾暗示戈尔巴乔夫，与美国的关系刚一紧张，死神就将这些领袖人物一个接一个地带走，并且他们的生病和死亡都有些离奇，让人莫不能解。比如，拥有非凡精力的勃列日涅夫竟然突然患上了虚弱综合症。”④

华约重要国家的国防部长们齐刷刷地因“心衰竭”而倒下

值得深思的是，安德罗波夫去世不久，死亡事件便向军界集中。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苏联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于1984年年底也随之离世。俄国作家叶·恰佐夫在《健康与权力——“一个克姆林宫医生”的回忆》一书中披露：“乌斯季诺夫的死亡事件本身从一定程度上讲是怪诞的，其生病原因及症状方面均留有许多疑问。1984年秋天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了苏联及捷克军队联合演习。乌斯季诺夫与捷克国防部长楚尔元帅参加了这次演习。乌斯季诺夫在大演习归来后感觉身体不舒服，出现低烧，肺部有病变……令人吃惊巧合的是差不多同一时间楚尔元帅也出现了同样的临床症状。”⑤

波兰是拉动苏联解体的突破口。1984至1985年，波兰团结工会再度兴起，为了保证团结工会的“成功”，西方“需要除掉社会主义同盟国中的四个国防部长。至少，是这样决定的，并且也达到了最终目的，实施了‘处以极刑行动’”。⑥

1984年12月20日，乌斯季诺夫因“急性心衰竭”去世。⑦1985年3月，体弱多病的契尔年科上任一年后去世。在此前后，死亡事件进一步向华约国家军事首脑扩展，捷克、东德、匈牙利的国防部长们于一年内齐刷刷地在“心衰竭”的诊断中倒下：1985年1月15日，66岁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国防部长楚尔元帅因“心衰竭”去世；12月2日，德意志社会统一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防部长海因茨·霍夫曼大将因“急性心衰竭”去世；12月15日，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И·奥拉赫大将由于“心衰竭”猝然离世，享年仅59岁。叶·恰佐夫在《健康与权力》一书评论说：“如果说对总书记们的死亡是否是偶然现象还可以进行讨论，那么乌斯季诺夫和楚尔的离世毫无疑问证明反对他们的有针对性的行动开始实施了，并取得了成功。”⑧

这些定点清除行动的顺利实施，为波兰团结工会的成功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扫除了障碍。1989年，波兰共产党政权在对团结工会的步步退让中倒台；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亚·舍维亚金不无讽刺地写道：“我们的敌人们不得不剥夺了一个有份量人的生命。但游戏还是颇为精彩，值得庆贺一番。”⑨

美国“拥有很好的关于苏联，特别是政治局和领导人的情报”

中央情报局雇员彼得·施魏策尔在《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一书中披露：“在时任苏共总书记契尔年科去世前几个月，美国情报部门已高度关注他的生命健康变化。”“几个月以来，美国情报分析员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官员们一直注视着康斯坦丁·契尔年科这位老态龙钟的苏联总书记的健康状况，他现在已经是疾病缠身了。”根据原定于1985年1月中旬华约组织召开的“一次紧张而重要的会议”在最后一刻宣布取消的信息，“有些美国情报分析人员打赌说契尔年科可能去世了”。中央情报局提供的关于契尔年科生命健康状况的报告“通过特殊的信使立即送到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麦克法和温伯格手里”。美国的情报是相当准确的，三天之后的上午6点钟，苏联方面正式宣布契尔年科的死讯，他的继承人出现在全世界面前，年仅54岁的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成为新的总书记。⑩曾在白宫工作的约翰·波因德克斯特在与彼得·施魏策尔座谈时证实，美国“拥有很好的关于苏联，特别是政治局和领导人的情报”。11

预选“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代理人

目前尚不能肯定契尔年科的死亡一定有西方直接插手，但上面的信息表明，西方事前已知道契尔年科的死讯，不过，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1991年在美国休斯敦的讲话证明苏联的这些变化都在西方掌握之中。撒切尔夫人说，正当西方与苏联的斗争陷入困境的时候，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使形势对西方有利。她说：“不过，很快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能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是我的专家智囊的评估意见（我周围始终有一支很专业的苏联问题智囊队伍，我也根据需要促进和吸引苏联境内对我们有用的人才出国移民）。这个人就是米·戈尔巴乔夫。我的智囊对此人评价是：不够谨慎，容易被诱导，极其爱好虚荣。他与苏联政界大多数精英（即主张新自由主义的所谓“改革派”——引者）关系良好，因此，通过我们的帮助，他能够掌握大权。”12在讲话结束时撒切尔夫人一语道破天机说：“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13

戈尔巴乔夫被西方“相中”至少可以追溯到七年前。1984年秋，当时仅是政治局委员的戈尔巴乔夫被安排在专门用来接待正式访英的外国首脑的唐宁街10号会见了英国撒切尔夫人，会见后，撒切尔夫人表示：“这是个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赖。”14年底，撒切尔夫人与美国总统里根在马里兰州会谈时告诉里根，“此人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她所见过的任何其他苏联领导人都不一样”。戈氏“想不惜一切代价”终止“战略防御倡议”。彼得·施魏策尔在书中披露说：“里根从撒切尔夫人的言谈中，似乎听出了弦外之音。”15

1984年4月中旬，布什在与日内瓦会议苏联代表、裁军大使B．Л．伊兹拉埃良会谈中“十分有把握地说”：“你们下一个领袖将是戈尔巴乔夫。”1991年，伊兹拉埃良在回忆录中说是“美国人任命戈尔巴乔夫”为总书记的。16事后撒切尔夫人也证实：“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了总书记。”17这里说的“我们”，包括美国。既然西方可以让自己的代理人“上岗”，如此反推逻辑是，西方也可以让自己不需要或不喜欢的人“下岗”。

找到了理想的“代理人”之后，接下来便是为其迅速扫除障碍，其结果就是苏共党的两位总书记即安德罗波夫（1982年11月12日至1984年2月9日任职）和契尔年科（1984年2月13日至1985年3月10日在职）竟在一年内相继离世，此后戈尔巴乔夫上台。苏联在戈氏推动的“公开性”和“壮士断腕”式的市场化“改革”中分崩离析。1991年12月25日，苏联最高苏维埃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从法律上宣布，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已经不存在了。

这天正是圣诞节，有意选择这天宣布苏联解体显然是戈尔巴乔夫献给西方的“圣诞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