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如何才能成熟和稳定？ （4）

“民主拉锯困境”的文化场域：公民文化的脆弱和欠缺

成熟的宪政民主体制的有效运作，需要同样成熟的公民文化的支撑和场域。西方成熟民主国家的公民文化，是经过几百年公民启蒙和公民教育逐渐培育和形成的。公民文化中的平等自由意识、权利责任意识、守法规则意识等等，都是在民主试错和民主学习中逐渐习得并作为民主体系运作的强大文化支撑。而二战前后取得民族独立的广大后发民主化国家，传统政治形态中的“村民文化”和“臣民文化”根深蒂固，一直作为无形的非正式制度形态影响着民主制度的运作和绩效。

泰国在1932年“民主革命”后，虽然在宪政制度的表面形态上建立了民主的制度架构和规则机制，但民主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局限性，使传统的依附性村民文化和臣民文化依然普遍存在。这种在传统社会等级制度下形成的“庇护—依附关系”及其文化意识：较高的等级要保障较低等级的利益和安全，而较低等级要对较高的等级表示忠诚和依附，[5]至今仍然是泰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形态。由此造成了通过“地方寡头”和“票头”收买“选票”的“金钱政治”的普遍流行，也由此造成宪政体制和民主制度的威严扫地和被肆意践踏：军事集团可以无视宪政规定，用武力推翻依据合法民主程序选出的文人政府，并撕掉现有的“宪法”，而制定出保障军方利益和符合己意的“新宪法”。

国王虽然为泰王国的民族统一和国家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发挥着重要的政治平衡器作用，但也往往默认军事政变的正当性，给予践踏宪法和法律的军事强人和政治领袖以“特赦”，而无力捍卫宪法的最高尊严。地方寡头和政客往往无视国家利益和民族大义，以一己之私利挟持广大民众，肆意扭曲、甚至不惜诉诸暴力破坏宪政体系和民主制度，以民众的压力和要挟来达到自己的政治利益。而广大民众，特别是中低阶层的草根民众，迫于严酷的生存压力和习以为常的“依附心理”，被地方寡头和政客挑动起来，希望通过狂热的街头抗争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甚至不惜为了几百泰铢的贿选，而出卖自己的民主权利和政治自由。

当依附性的臣民文化到处弥漫，无时无刻地发挥着渗透和侵蚀的作用，且所有的政治团体和政治势力，并没有将“体制内主要的政治制度视为政治竞争的唯一正当的架构并且遵守民主的游戏规则”时，[6]泰国民主制度的成熟之路，注定还要经过艰难而漫长的公民文化培育之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