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如何才能成熟和稳定？ （3）

“民主拉锯困境”的民众支撑：民众极度参与的“政治化分配性激励”

现代成熟民主国家的社会生活是政治与经济领域相对分离的状态，民众政治利益的实现主要体现在大选期间民主投票权利的落实和日常政治生活中的各种政治参与。民众经济社会权利有相对完备的法律和法规的福利性保障，民众主要通过专职工作中的“生产性激励”来实现个人的经济社会权益，而无论是政治利益的实现还是经济利益的实现，都必须通过法治化的制度程序。即使是集会和抗议，也必须通过法制渠道并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但在很多后发民主化国家，由于经济社会结构变革与民主化参与扩大几乎同时展开，贫富悬殊和城乡对立，极易刺激中下阶层的贫民通过政治化参与途径来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即通过政治参与来实现“价值的权威性分配”，这便形成了“政治化的分配性激励”。如果个别政治家别有用心，极力挑动和动员民众的“分配性激励”取向，脆弱和不成熟的政治制度和法治体系极难吸纳急剧扩大的“爆炸式”参与民众，国家很容易陷入政治动荡和社会混乱的泥潭。

泰国自2001年他信执掌政权以后，泰爱泰党政府就极力贯彻一系列“民粹化”的“草根政策”：“三年缓债”、“乡村基金”、“三十泰铢治百病”等惠及农民和贫民的政策，刺激和唤醒了沉睡多年的广大中下阶层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参与动机。[4]“他信—英拉系”政党强大的民众支持基础不断巩固，“政治化分配性激励”机制的组织化途径也日益形成，并在不断的“街头抗争”中发挥着强大的组织和动员作用。与此相对，受到“他信派”刺激的以民主党为首的保守政治势力，同样如法炮制，通过自己的政党组织机制，也动员了庞大的以曼谷城市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众支持力量。自2006年他信政府被军人政变赶下台至今，“黄衫军”与“红衫军”的对峙抗争可谓此起彼伏，这就是民众极度参与的“政治化分配性激励”机制造成的组织化抗争结果。这一组织化机制更在2013年底爆发的“黄衫军”街头冲击中得以充分体现。以政党为组织中心、挟持民众极度参与，从而形成政治化的对立两极，这是泰国“民主拉锯困境”的民众基础和民众支撑。如何在政治秩序恢复之后，形成民众参与的法治化、制度化渠道和机制，理性引导民众的权利主张和利益要求，而不是煽动、刺激以达到政治化挟持民众，泰国的民主制度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