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如何才能成熟和稳定？

作为“佛教立国”的“微笑国度”，泰国近年来的政局动荡和社会混乱令世人震惊扼腕，并日益呈现出制度性“泰式民主”的“民主拉锯困境”：执政党联盟与反对党联盟各自动员自己的民众支持力量，通过“街头抗争”相互拆台、你来我往、恶斗不已，而在政府不断更迭的背后，起主导性决定作用的则是王室和军方的政治立场、政权取向。

为什么自1932年“民主革命”之后，运行了80多年的“泰式民主”始终难以跳出“文人政权与军人政变”不断转换的“恶性循环”，并自2006年推翻他信政权的军人政变以来，显现出更为强烈的“民主拉锯困境”？为什么泰国的民主制度及其运作体系难以成熟和稳定？其中蕴含着什么样的社会经济、政治法治及思想观念根源？参照世界各国民主化生成的历史路径及其演进逻辑，本文对此作一简要的剖析和解读。

“民主拉锯困境”的社会基础：二元对立的经济社会结构

现代国家体系中的宪政民主制度，是伴随着近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建立其上的现代社会结构的完善而逐渐生成的，是以现代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为根本支撑和社会基础的。西方原生型民主国家，在现代经济社会结构与现代宪政民主体制互动互强中，经过二三百年不断调适磨合而进入成熟稳定的民主制度状态。而东亚各国宪政民主体系的形成，是在急剧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模仿西方的民主制度而仓促建立的。急切紧迫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与民众广泛参与的民主体系之间始终存在着矛盾和紧张关系。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越高、公民社会和中产阶级越壮大、经济社会结构现代化程度越高的国家，其民主化进程才越可能平稳，其民主制度体系也才越可能趋向成熟和稳定。

建立当代泰国宪政民主基本架构的所谓1932年“民主革命”，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革命，只是一小批民主主义者和反对君主专制的军人集团发动的一场小规模的成功政变。[1]虽然实现了泰国政体从绝对君主制向君主立宪制的政体转变，但君主和王室作为传统政治力量保存了下来，军人集团也从此走向政治中心并左右着泰国的政治走向和民主化进程。历经80多年的现代国家建设和现代化发展，在经过24次政变(其中20次为军事政变)、18次修宪和反修宪不断政治争斗和社会动荡后，泰国的经济社会结构依然深陷“二元结构”的泥潭：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并未完成，60%—70%人口仍住在农村，城乡差距和对立依然严重。21世纪初，医院病床的占有率，曼谷是每224人一张，而北部和东北部地区则分别是503人和747人一张；15岁以上受过高等教育和未受过初等教育的比率，曼谷分别是22.5%和19.4%，而北部地区是5.6%和29.2%，东北部地区是4.3%和40.7%。据统计，2013年泰国540万贫困人口中有88%分布在农村地区，尤其是在北部和东北部地区。[2]

二元对立的经济社会结构，为2001年他信政府上台后“民粹主义”惠民政策的实施奠定了雄厚的社会基础。经过他信政府五年多的持续动员和政治化过程，此前不太关注政治的农民和城市贫民阶层，被广泛地政治动员起来，成为“他信派”政治势力庞大的民众支持力量(“红衫军”)。相反，以城市中产阶级为主要支持力量的“反他信派”则以反对党为组织中心，结合反他信的王室力量、军人集团、地方寡头、政客及其官僚(“黄衫军”)，与“他信派”形成了泰国民主特有的“民主拉锯困境”：双方都以“民主”为旗帜，动员和依靠各自的民众支持力量，以“街头抗争”为主要政治斗争手段，你来我往、相互拆台。而贫富差距和城乡对立的“二元结构”则为这种“民主拉锯”提供了最为雄厚的经济社会基础。对于泰国来说，只有在恢复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基础上，经过长期持续的经济社会现代化发展，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基本完成，经济社会结构基本稳定之后，才能为泰国民主制度的稳定运转提供坚实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