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宏观思考 （2）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战略终点和战略途径

对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可以有一种关于战略终点和战略途径的设想。它从“现实政治”的视野来看较为传统，因而较有可能实现，同时它仍确实是“新型”的，至少中美之间从未有过如下所述那样的充分和平和非对抗性的大国关系。

关于战略终点可说的是，在巨型中国的和平腾升在未来仍将长久持续的根本前提之下，美国将认真得多地考虑中国不但在经济甚而金融世界、也在外交进而战略世界的一流地位，并且可能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段内最终采取一种和平的“最终解决”。这将要求美国均衡地理解不同的功能领域和地理区域内的实力对比和影响力对比，并且采取一种“选择性优势”而非“全面优势”、“优势分配”而非“优势垄断”理念。这不仅意味着美国接受中国未来可能在国内生产总值、对外贸易总量和在亚洲的外交、经济影响这几大方面的领先地位，还接受中美之间互相的战略威慑——既在核威慑也在常规威慑方面——连同作为相邻两强的和平并存，它们由某些军备控制和地缘战略利益互认互尊协议得到正式规制。这将包括中国在本国近岸海区或洋区拥有对美军事边际优势，也将包括中国在西太平洋的一个非同小可的洋域“战略空间”，并且相应地规制美国在东北亚的同盟体系（特别是美日同盟），使之不那么军事化，不那么以中国为钳制和对抗目标。

与此同时，在中国的接受下，美国将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保持它在世界总的军事优势，特别是在冲绳和关岛以东的西太平洋东部及中太平洋的军事优势。美国还将确信，中国将坚持排除用战争作为工具去解决与邻国之间的重大争端（如果邻国也这么做），从而保证美国的两项紧要利益——亚太的基本和平和美国亚太盟国的安全。与此同时，美国在中国的接受下，还将拥有在某些地理区域相对于中国的外交优势，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在世界金融和安全的体制性安排中，中美两大国的正式影响或权势分配将大致符合这两大国在相关功能领域内各自拥有的实力和各自作出的贡献，这也意味着中国的贡献相应于中国增长了的实力而增进，美国的相对权势则相对有所缩减。上述一切将使中美之间的权势分享、密切协商和显著增进了的选择性合作成为必要和必然，也将要求美国接受一个和平与建设性的中国为世界强国，同时尊重美国或许仍是头号世界强国的紧要利益和正当国际关切。

战略途径问题就是如何争取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以便达到上述战略终点或中美之间或可涵盖数十年和平的“最终解决”。大略地说，首先中美两国的政治领导人或最高决策者应当改变过去数年在彼此间交往中常有的几种外交国务做法，即少索取少给予、少索取不给予、甚或在美国方面较多见的多索取不给予，改而尽可能排除国内外多种干扰，积极尝试践行战略性的多索取多给予，那是历史上强国之间如要达成颇长历史时期内基本稳定的“最终解决”，就多半要采取的。这样的战略性尝试当然有其限度，即不仅以不倾覆本国的真正的核心利益为限，并且要获得国内各主要力量的大致允许或基本支持，连同国外相关的紧要盟国或友国的起码接受或“首肯”，以防国内外强有力的制约性力量消极抵制或积极损坏两大强国的有关磋商和安排尝试。还必须指出，这种“最终解决”少有可能是某种战略性的一蹴而就的结果，但也不可能通过完全累积性的许多零碎安排去实现。

某种意义上也最重要的是，中国必须持之以恒地以坚决有力而不失审慎的“战略推压”，步步劝使甚而迫使美国退让，从而经一段历史时期去实现上述和平的“最终解决”。然而，不确定的要素首先在于能否持之以恒地恰当处理中国对外政策势将经久的根本两难：一是不同类的国家战略需要互相间常见的抵牾或两难，特别是国家在军事和经济方面的战略需要和国家在外交方面的战略需要之间的矛盾；二是甚至比这更重要和更难办的，国家战略需要本身和种种国内制约和国外刺激之间的矛盾。此外，非常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本身的战略才干和战略耐久性，中国大多数人民对国家战略经久的赞同和支持，中国军队和其他“战略部门”对国家战略的忠诚贯彻和互相协调。还有十分重要的就是，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在未来十年甚或几十年的可持续的较强劲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