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六省市地方国资改革方案比较（2）

（三）建立健全现代企业制度

各省市主要从规范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市场化选人用人及完善长效激励约束机制等方面，对推进现代企业制度进行了具体部署。相关具体措施归纳如下。

（1）规范法人治理结构。各省市国资改革意见基本趋于一致，共性特征“协调运转、有效制衡”表现为：分类加强董事会制度建设，发挥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治理功能，对已进行规范董事会建设的企业，进一步依据《公司法》落实董事会业绩考核、薪酬管理、经营者选聘等职权，积极推进外部董事制度，其中竞争类企业全面推行外部董事占多数的配置制度等。个性特征表现为：上海、湖北、甘肃明确提出了探索确立法定代表人在公司治理中的中心地位；上海、甘肃等省市提出要建立外派财务总监制度；江西、湖南、重庆等省市提出了建立董事会责任追责制度；北京、天津等省市则提出了对混合所有制企业依法提名董事、监事人选等。

（2）推进市场化选人用人。根据分类分层改革的思路，推行企业领导人员“任期制契约化”管理、合理提高市场化选聘比例、逐步试行职业经理人制度，建立健全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的选人用人制度等三项制度改革也再次成为本轮改革的重点。

具有新意的是：广东提出了新设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新增高级管理人员原则上将实行市场化选聘；重庆提出了要探索混合所有制中国有股东代表的选任新机制，建立以岗位为基础的市场化选人用人机制；湖南、四川等省市在企业领导人员续聘方面明确提出要以业绩考核为导向，建立并完善国有企业领导人员退出机制；广东省则明确提出因非政策性或非不可抗力因素造成企业连续3年新增亏损的，调整企业主要负责人岗位；因经营失误造成连续3年新增亏损的，对企业主要负责人予以免职、解聘。

（3）完善激励约束机制。各省市改革方案均提出要按企业分类实施差异化的激励机制，其中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探索要素参与分配，实施股权激励或激励基金计划；人力资本密集的高新技术和创新性企业，实施成果入股和专利奖励等；竞争类非上市公司探索增量激励等；功能类和公共服务类企业在完成重大任务后，实施专项奖励等。

广东作为市场化改革的前沿阵地，提出的绩效量化定比分配激励机制，具有很强的操作性。鼓励企业探索与经济增加值紧密挂钩的任期激励和长效激励途径，其中竞争性企业在扣除非经营性收益后，净利润增长连续三年超过30%的，可给予经营管理和业务骨干团队不超过新增净利润30%的奖励，并择优选取40-50家二级及以下企业开展体制创新试点，力争到2017年，省属竞争性企业基本建立规范的长效激励制度。

同时，各改革方案还提出要建立健全与长效激励机制相配套的业绩挂钩、财务审计和信息披露、延期支付和追索扣回等约束机制。

（四）优化国资布局结构

各省市国资改革方案均对国有资本存在的重点领域、产业类别和结构比例等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总体方向是推动国有资本从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新兴产业等集中；促进国有资本流向民生公益保障、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同时，加快劣势企业与低效资产的退出。

此外，在此轮改革中，多数省市对国资集聚的比例也有明确的规定，如上海、江苏、江西、北京、重庆等8个省份不约而同地提出要将80%的国资集中在重点领域；天津更是指出到2017年底，天津90%的国有资本要聚集到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国有资本布局聚集在40个行业左右。但是，结合当地国资的实际情况，各地国资布局重点又都有所侧重。

如上海就明确提出国资应当重点发展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等在本地有一定基础和比较优势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北京则提出鼓励国有资本投入到文化创新、新兴服务等领域，构建“高精尖”的经济结构；天津则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向现代制造业、现代物流、金融、战略新兴产业集中，优化国资在基建、能源保障、民计民生等领域的配置；广东提出要推动国有资本更多投向基础性、公共性、平台性、资源性、引领性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以及未来可能形成主导产业的行业；湖北鼓励国有企业参股前景好、盈利能力强的民营和外资控股项目，并主动进入科技型中小企业和创投领域；山东提出推动国有资本向重要矿产资源领域聚集，同时推动市场化开放式重组整合，关闭破产长期停产、停业企业；四川提出要重点推进交通运输、能源水利、医药化工、建筑地产、商业、旅游等领域的企业重组，推动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融合发展；江西提出要推动企业以技术创新和“两化”融合带动企业转型升级，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设技术中心、重点实验室等研发机构，实现国有资本向价值链、产业链高端延伸等。

在优化国资布局过程中，三中全会《决定》提出，要“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组建若干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支持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据此，上海、江西、北京、天津、广东、重庆、四川等省市均吸纳了三中全会的精神，提出了要改组或组建国有资本投资或国有资本运营公司的设想，并明确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主要是以有条件的国有企业改组而来，以投融资和项目建设为主，通过实业投资来拥有股权；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则主要通过划拨现有国企股权组建而来，主要通过重组、整合、进入、退出、上市、引入战略投资者等方式，来调整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国有资本结构。各国资改革方案都将投资/运营公司作为连接国资监管机构和国有企业的重要中间架构和实现以“管资本”为主的重要工具，同时发挥国有资本流动配置的营运功能，以配合国有资本布局结构调整，并通过市场化运作，提高国有资本配置效率和资产质量，此举极具创新性和挑战性。

据悉，上海的两大平台——上海国际和上海国盛已进入了实质性的运作阶段；广东的广州国资发展控股有限公司的组建方案也得到了市委常委和市政府常务会议的审议通过，近期也将挂牌。

（五）完善国资监管体制

新一轮国资国企改革的显著特点是以国资改革带动国企改革，国资监管机构转向以“管资本”为主履行职责，也在诸改革方案中得以体现。梳理各省市国资改革方案，均提出要从监管体制、监管方式方面做出重大调整。

（1）理顺国资监管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推进经营性国资集中统一监管，以产权为纽带，重点聚焦在资本的投向、有序流动和投资回报等方面，对国资监管部门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中，上海提出要推进产融结合，加快各类资本优化配置，履行资产收益、选择管理者和参与重大决策等出资人职责；北京提出要着重围绕关系出资人权益的重大事项和履行出资人职责的重点环节来优化监管职能；广东则提出要从管企业为主向管董事会为主转变；山东提出要实现国资监管机构对各行业部门目前的经营性国资、事业单位形成的经营性国资及非经营性转经营性国资的集中统一监管。

（2）完善国资监管方式。以公司章程为载体，如何准确制定国资监管部门的权利清单，成为改革新亮点。国资监管部门履职职责要重点聚焦在企业战略、发展目标、治理结构等方面，逐步减少审批事项，切实落实企业自主经营权。其中，在混合所有制监管方面，重庆、北京、江苏明确提出，对国资股权和债权权益合并低于50%的企业不再简单套用国有及国有资本控股企业的监管制度，可以按照市场化方式管理；山东、湖北、四川明确提出要探索建立出资人监管事项的清单管理模式，以明确各自的职责和权限。山西则提出要通过股东代表行使表决权和委派董事、监事等方式，履行出资人职责。

（3）提高国资收益上缴比例。要合理确定红利收缴比重，明确新增国资流量的投资方向。上海、山东、北京、广东等省市均明确提出要逐步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到2020年提高到30%；此外，江西则提出2018年国资收益上缴要达到30%；重庆更是提出2017年国资收益比例就要达到30%。同时，各省市国资收益用途也有所区别：其中北京、重庆、广东、山西、湖南等省市明确指出国资收益原则上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上海则提出，国资收益按照产业调整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保障各占三分之一支出；湖北则提出国资收益预算适当向国有资本运营平台倾斜；天津、山东则提出国资收益要部分用于充实社保基金的设想。

改革顶层设计和配套细则要尽快推出

总的来看，目前国资国企改革形成了良好的氛围，各方都对国资改革充满了期待，央企与地方政府也有较好的响应，大家普遍认识到，国企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主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据支配地位，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当前是加快推进国企改革步伐的好时机，既利于短期稳增长，又有利长远调结构。同时，各地方案也呈现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国资国企改革没有终极模式，必须结合当地实际进行，比如北京特别强调首都功能定位；上海着重突出产业化引领、国际化发展，广东则积极引入市场机制，大力探索混合所有制的实现方式，这些都是结合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定位而提出的改革重点。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中央关于国资国企改革的总体意见和相关配套政策尚未出台，各地在推动改革措施落地过程中，更多的还是以试点探索和个体突破为主，大规模整体推进仍然面临不小的困难，主要体现在：

一是如何界定管资本为主背景下国资委的角色和定位。国资委如何授权或放权，授权或放权的内容和范围，国资委行使职权的权力边界等，在目前各地改革方案中还不明确。

二是如何界定混合所有制的边界。目前各地对混合所有制的边界界定和而不同。其中，广东较为激进，认为除了极少数国企和国资投资运营公司外，均可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而天津的意见相对谨慎，要求在重要民生领域保持国资控股，在优势支柱行业和金融核心企业相对控股。总体来看，实施混合所有制的具体领域、混合比例、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权等问题，还急需中央层面提供总体规划和细则指导。

此外，在如何改革授权经营体制，组建国有资本运营公司；在管理层激励和员工持股等方面，都急需中央层面有顶层设计意图、比较明确的规范文件和操作性实施细则，以确保地方改革符合总体改革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