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彻落实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的三个关键问题

有论者曾指出自十八大召开以来，我们党和国家整体面貌可用“新风劲吹”这四个字予以概括。笔者认为这一概括十分贴切。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向着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程上继续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进程，形成了习近平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在这一指导新的发展实践的理论成果中，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论述精神，被学界称为“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历经了三十多年国企改革领域的“新语”与“新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处于核心地位，深刻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什么要发展国有经济、发展什么样的国有经济及怎样发展国有经济”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在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看来，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换言之，作为一场全新的探索过程，改革应容忍失败、允许“试错”。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们对于发展国有经济的认识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误区，有学者疾呼“从总量上看，我国公有经济已经退无可退”[1]。党的十八大的召开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产生，是党史、国史上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标志着改革进入“全面”与“深化”的新阶段。这一阶段的显著标志，是改革更加重视顶层设计与总体规划，更加强调坚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立场以及坚持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根本原则。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应运而生，是进一步发展国有经济、推动国有企业改革的顶层设计、科学指南和主心骨。

在2013年召开的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2014年“两会”期间参加全国人大上海代表团、安徽代表团的讨论，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2015年考察吉林和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八次集体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2016年对于全国国有企业改革座谈会作出重要指示，以及前不久主持召开的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许多场合发表的一系列关于国有经济发展的重要讲话，集中反映了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的精髓。

在习近平总书记看来，国有企业的性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企业的作用，是要“成为党和国家最可信赖的依靠力量，成为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重要力量，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力量，成为实施‘走出去’战略、‘一带一路’建设等重大战略的重要力量，成为壮大综合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成为我们党赢得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胜利的重要力量”；国企改革的方针，是“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有利于提高国有经济竞争力、有利于放大国有资本功能”；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明确和落实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

这些重要论述，振奋了党心民心。今天我们学习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贯彻落实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有三个关键性问题需要正确对待并加以解决：一是我国的国企改革要走出自己的新路而不重复别人走过的弯路，二是经济建设领域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指导地位，三是我们今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要明确好正确的原则与方向。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绝不能重复别人走过的弯路

20世纪前中期，世界上曾诞生过一大批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按照经典作家的思想实行了社会主义国有制这一人类历史上崭新的生产关系。在几乎同一时期，受到不可克服的经济危机影响，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加大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并提高了国有经济的比重，这就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凯恩斯主义时期。然而到了20世纪的后30年，因里根—撒切尔主义的兴起，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水银泻地般的影响了整个世界。这一保守的经济思想所传播之处，国有经济的地位无不遭受到巨大冲击。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智利是两个国企私有化的典型案例，其国企改革的教训值得我们深思与吸取。

有长期跟踪前苏联以及俄罗斯问题的学者指出，该国私有化改革的“顶层设计”，是“美国厨师制作俄式私有化大餐”[2] 。早在苏联解体前5年的1986年夏天，盖达尔、丘拜斯等深受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影响的苏联激进派经济学者受到戈尔巴乔夫当年提出要“全面改革”的“刺激”，曾在列宁格勒郊外谋划苏联私有化的进程。1990年，戈尔巴乔夫支持沙塔林旨在推进至少70%的工业企业实现私有化的“500天计划”，使得苏联的社会生产出现了自二战之后的首次负增长，社会总产值、国民收入和工业产值分别下降了2%、4%以及1.2%。社会主义苏联红旗落地之后，叶利钦加快了私有化进程，并邀请美国人乔治•海伊作为其私有化战略的总顾问。作为回报，海伊“不失时机地为自己大赚了一笔，以极低的价格购买了俄罗斯一家航天企业的股份”[3]。对于盖达尔、丘拜斯、海伊等人而言，国企私有化是一场从天而降的盛宴，而对于俄罗斯人民而言，“国民收入下降到1976年的水平。居民的消费水平倒退了20多年，降至20世纪60年代的水准”[4]。这与习近平总书记在反思中国国有企业改革过程中曾出现过的一些相似情况时，曾反问“国有企业改制，又肥了多少人”[5]是何其相似乃尔！

经济史上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看上去最“痛恨”行政命令，一贯鼓噪市场万能论，但在私有化这件事情上，他们从来不相信市场行为，从来都是借助“看得见的手”之力量——在英国有撒切尔认为国有企业私有化“别无选择”且“无禁区”、在智利有皮诺切特“将智利变成一个企业家的国度，而不是无产者的国度”。著名“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大卫•哈维指出，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新自由主义国家形态的实验是在智利”。这场实验的操刀者美国“自1950年代起便资助智利经济学家，让他们到芝加哥大学进行培训，这项目是为平衡拉丁美洲左翼势力的冷战计划中的一部分”[6]。实验的结果，并未给智利带来经济上的繁荣，相反，“智利经济在增长率、资本积累、外资的高盈利率等方面的快速复苏只是昙花一现。它在1982年拉丁美洲债务危机上就出了大问题”[7]。芝加哥学派在智利复制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三板斧”，即完全市场化、完全私有化和去除民众福利化。为赢得芝加哥学派的欢心，皮诺切克执政时期近500家智利国营公司和银行进行了私有化，且近乎免费奉送。经历私有化改革，“1970年，智利有20%的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到皮诺切特下台的1990年，该比重上升到40%”[8]。可见，按照新自由主义路径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会导致矛盾四起、问题丛生。

有赖于当代全球化的“助推”作用，列宁指出“资本主义是第一个具有传播力的经济形态”[9]。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国家对华意识形态传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征就是追求“精准化打击”——有学者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当我们搞市场经济改革、国企改革时，它们就给你大讲新自由主义、私有化理论；当我们讲政治体制改革的时候，它们就大讲三权分立、多党制等”[10]。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包括经济金融安全、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等在内的国家安全问题，指出必须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面对西方意识形态对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的说三道四，我们一是要有充分的政治定力，在“听什么不听什么”这样的大是大非面前必须旗帜鲜明；二是要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切实贯彻落实好习近平国有经济思想，“坚持国有企业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动摇，坚持把国有企业搞好、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11]。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再也不能走，今天我们讲“四个自信”，内在包含了社会主义中国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能够发展好国有经济，走出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新路之“国企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