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有人喜欢将近两年的中国外交同此前63年的中国外交割裂开来评价,刻意比较中国在什么时期“软”、什么时期“硬”,以证明当下中国处理涉外问题谋略和方式的正确,这是不合适、不科学的。
国外有人给新时期的中国对外政策帖上“必胜主义”、“强势外交”的标签,认为实力的提升正促使中国放弃“就自身事务与国际相协调”的作法,转向“走自己的路,任他人评说”的新模式,这是不客观、不全面的。
回顾过去65年,无论是游离于国际体系时期的“无法无天”,还是逐步融入全球体系过程中囿于国力不济、话语权不多而保持的隐忍韬晦,都不能代表中国外交的全貌,不能指认中国外交的总体方向。
所谓势因时而易,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主客观条件,也必然有其历史局限性,靠否定前人来印证今人或反其道行之都不能把真理、真知和真相留在自己身边。
必须用连续的观点观察事物,而在中国日益成为世界中心力量之际,政策的连贯性、延续性必须在外交当中得到更多反映并成为最主要特点。
判断中国外交正在推开一扇怎样的门,主要还是应看中国正从过去60多年与世界打交道的具体实践中粹取什么。
之所以借用“粹取”这个化学词汇来强调观察中国外交的应有视角,是因为它最能够形容习近平时代中国外交正在努力进行的一项主要事业:从历史的累进和积淀中提炼、纯化、发展出适应今天、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实践精髓。
粹取之一,是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提升为普遍适用的国际关系准则,集中体现主权、正义、民主、法治的外交价值观。
粹取之二,是将中国梦、“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与基于全球化趋势的世界梦紧密联系在一起,积极实践优先发展目标和合作目标的“命运共同体”。
粹取之三,是将不结盟的传统政策适用于国际政治的严峻现实,不选边站队不等于不坚持正义,不拉帮结派不等于不主持公道,不对抗冲突不等于不竞争博弈。
粹取之四,是全方位升级对外开放战略,提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构想,推动互联互通,建设海洋强国和战略西进并举,打造海陆两翼格局。
粹取之五,是进一步突出周边外交在对外战略布局中的首要位置,努力摆好维护核心利益、促进亚洲安全、拓展周边合作之间的辩证关系,搭建大国外交的中心舞台。
粹取之六,是在总结归纳60多年大国外交经验教训基础上正式提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念,升级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拓宽与欧洲的合作渠道,以我为主运筹均衡的大国关系架构。
粹取之七,是大张旗鼓地倡导多边主义,改变多边外交在原先对外战略中相对于双边关系的从属特性,赋予其与国别外交同等重要的地位。
粹取之八,是更加全面深入地参与世界事务、投入热点问题,主动传播中国声音、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扩大中国的国际话语权。
粹取之九,是确认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和浸濡,提出并坚持正确义利观,从思想上、精神上确立和平发展的理念。
以上九方面的粹取,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继承中变革的战略思维和责任担当,为中国外交注入新气象、新特点、新风格、新布局。
它们汇集在一起,勾勒出中国决心在新时期坚持的世界秩序观,就是主权平等、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包容互鉴、公平正义。
正直、善良的人们都希望中国进入习近平时代后所开启的新范式能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创立“第五个阶段”,实现从大国外交向强国外交的转折。
当下中国外交展现的大国之姿、强国之态并非成式,2年的粹取只是开了一个好头、成了一好势,真正的挑战和考验还在前面,结果尚不确定。
中国的和平发展还不是“现在完成时”。中国就像沈大伟认为的那样是“不完全的大国”,亦或像许多本国官员和学者强调的是“独特的大国”,有自身的长项和软胁、优势和缺点、雄心和迷思。
过去几年,中国用了太多精力试图说服世界,上升大国并非像西方理论界认为的那样注定要与守成大国发生战略冲撞,也并非一定要在周边谋求势力范围。但我们自己一些人又何尝不是深受这种思维的影响,正陷入权力政治的诱惑?
在中国迈向全球中心大国地位的道路上,有太多战略和心理门槛需要跨越,比如同日本的关系、与邻国的领土海洋争端。什么时候,我们的一些唯物主义者变得迷信压服、征服手段,相信“必有一战”的“宿命论”,而对祖先遗训中的“刚柔相济”、“棉里藏针”、“水滴石穿”不屑一顾?
中国必须解答好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中国能够正确展示和运用自身不断积聚的实力和自信,在国际关系史上开创一个超越权力思维、强权政治的先例,成为一个众所信服、世所接受的全球大国吗?
想要锁定未来,必先把牢现在。那些从中国外交65年历程中粹取的精神力量需要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行为方式,在此过程中我们既要避免畏首畏尾,也要拒绝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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