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考试招生改革(2)

深度解读考试招生改革(2)

摘要:简单化倾向,使改革流于形式,没有实效;三是“放水”倾向,降低标准录取学生。总之,分类考试使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个性特长和兴趣爱好,既可以选择“学术高考”,也可以选择“技能高考”,促进学生多样化成才。

为什么保持外语分值不变

《实施意见》对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作出了原则部署,其中提出要“保持统一高考的语文、数学、外语科目不变,分值不变,不分文理科,外语科目提供两次考试机会”,对于此前社会上不绝于耳的“降低高考外语分值”甚至要求“外语退出高考”等等的种种议论作出了明确回答。这是基于我国中学外语教学现实情况和国家人才培养长远需要作出的重要决策。

对高考改革中降低外语科目分值的讨论,实质上是如何看待外语教育在整个国民教育中的地位。有人认为,高考外语科目在高考总分中所占比重过高,导致高中学生把过多的时间用于英语备考,挤占了母语语文和其他学科的学习,不利于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弘扬,而且浪费了学生宝贵的学习时间。这种观点有失偏颇。把母语和外语学习对立起来,很难说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思维和交流工具,也是人们参与社会活动的重要条件。在当今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外语能力已经成为世界各国公民必备的基本素养之一。学习和掌握一门外语,就等于多了一双眼睛看世界,对于扩展视野、开发智慧潜能、提高人文素养、改善思维方式、培养跨文化交流能力,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正因为如此,世界各国莫不把外语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部分。如欧盟把外语能力作为基础教育阶段关键能力培养的重要方面,仅次于母语能力。目前,欧盟绝大多数成员国要求中学生毕业时必须掌握两门外语。在中国经济总量居于世界第二位、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人对外交往日益频繁的时代背景下,很难想象在一个拥有13亿人的泱泱大国中,大多数人仍然生活一个封闭的语言环境当中,不能在国际舞台上与其他国家的人们自如交流。无论是提高国人的外语基本素养,还是培养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国际化人才,外语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地位不能削弱,只能加强。

外语教育一直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英语因其世界通用性以及计算机语言、科技术语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性,是外语教育的主要语种,我国绝大多数中小学均开设英语课。教育部2003年颁布实施的“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中,英语必修课程学分为10个学分,与语文、数学同等,是所有高中学生获得基本的英语语言能力的共同基础,此外,为满足不同学生的就业选择、升学深造以及个人的兴趣和发展需要,还要求开设6个模块的选修课,供学生在修习必修课的同时或之后自主选修。应该说,新课程标准突出了外语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的重要地位,既考虑到了学生的共同基础要求,也提供了多种选择,以适应个性需求,并兼顾了英语教学工具性和人文性的有机结合。

毋庸讳言,在现阶段,我国的高考对基础教育特别是高中教育具有非常强大的“指挥棒”作用。高考的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方式以及考试成绩分值的些微变化,都会对高中教育教学产生很强的导向作用。正因为如此,高考综合改革试点将外语特别是英语科目同语文、数学并重,一起列为统一高考的科目,并保持分值不变,明确了英语作为考查学生在高中学习阶段基本学习能力和思维能力、支撑学生专业学习和个人发展的基础性、通用性科目的地位。也就是说,今后,语文、数学、英语还将采取国家统一标准和统一考试的形式,是学生必考的科目。这样的安排,和普通高中课程标准相一致,也有利于引导高中的外语教学。但也要承认,我国中学英语教学模式也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如很多中学的英语教学往往是作为一门学科来进行授课,教师习惯于讲授语法知识点,或者只强调英语学习的工具性,轻视其人文性。在考试中,又过分注重对语法、词汇的测试。这是导致目前中小学“哑巴英语”的重要原因之一,这就需要对高考英语考试内容和方法进行深入系统的改革。

在现阶段,高考外语实行两次考试是适宜的。首先,两次考试基本上能够满足考生的要求,可以消除考生考试偶然失误的可能性。其次,由于高考的高利害性和高风险性,不可避免地带来考试组织管理的高成本,考试次数过多,势必增加社会成本。同时,一年两考是一项技术性极强的复杂工程,并不简单是考试次数的变化,涉及能力量表、成绩报告、题库建设、试题质量、等值处理等多种技术环节,因此高考外语一年两考的组织实施工作必须由具有较高公信力的专业化的考试机构来承担,这样才能够保证考试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马涛 作者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为什么说改革体现大局意识

国务院《实施意见》无疑是我国恢复高考制度以来最重要的一次方案,确定了未来的改革蓝图,直面众多现实的挑战,以期达成考试招生所体现的三项基本价值和原则:体现社会公平和公正;体现考试招生的科学性,服务于人才选拔;引导中小学教育健康发展,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成才。

《实施意见》虽未能满足各方的利益诉求,但却表明了一种担当和大局意识。众所周知,高考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利益博弈十分复杂。在出台之前,自下而上的讨论已经经过了若干轮,部委委托的重大课题重点科研立项一个接一个,教育部也成立了招生考试专门的国家级咨询机构从事高考改革方案的调研,这说明国务院的规定不仅仅是自上而下的政策程序,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更不是其他政治或经济改革的教育演绎。担当,指的是政府在各种利益博弈的过程中,敢于负责勇于负责。有了这个历史性的担当,矛盾虽不能全部化解,但可以减少不少改革的杂音和离散力。所谓大局意识,指的是各部门各方面尽管可以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是“实施意见”也暗示,不能仅仅从本部门利益出发,在招生录取上“随意”搭政策的便车。而此前的考试招生之乱象,无不与政策搭便车有关。每一次改革,总不能服务于所有利益群体的利益,具体说,总会有受益的群体,也可能出现利益受损的群体。不难看出,国务院及主管部门的担当显而易见。国际经验也表明,成熟的社会必须是有体现社会公正意识的社会。如果社会公正不能得以体现,这个社会一定是有问题的。大局为重告诉我们,我们一己的利益可能增加,也有可能减少,但是社会不能没有公正,我们也没有任何理由以自己的一己之利,与社会公正相对立,相抗衡。因此,体现社会公正就是最大的“大局意识”。

就本次改革目标看,从取消艺术体育特长生加分、到高考逐步取消省考,再从自主招生安排在高考后进行、校长签发录取通知书、逐步取消录取批次,到尝试学分互认和转换等,涉及面如此之广,必须引起重视。不把改革想复杂,就不会出现改革过程的顺利。只有改革细化了,才能为成功埋下了伏笔。

(洪成文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郑瑜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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