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知识精英”去哪儿了？

1996年，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一次国际艺术展上，一位前苏联“当代艺术家”库里克伙同他人，故意毁坏了一件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同一年，库里克在柏林大街上赤身裸体，脖子上拴着一条狗链子，表演行为艺术“我爱欧洲，欧洲不爱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来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和欧洲支持下，苏联“政治波普”以所谓荒诞、反讽的“流行艺术”红极一时，在毁灭苏联的过程中起到极大的艺术宣传作用。美国评论家克罗泽尔承认：“（戈尔巴乔夫时代）非官方艺术成为全面拆解苏联文化的一个要点。” 但是，当1991年苏联轰然崩溃后，西方很快停止捧炒苏联“当代艺术”，转而开始对中国“当代艺术”进行扶助和宣传。

这些苏联“当代艺术家”的境遇只是当时苏联“知识精英”境遇的一个缩影。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一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或是呼吁“撕开苏联的黑幕”、全面反思和否定苏联苏共的历史，或是鼓吹西方自由和民主，或是主张激进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在苏联急剧变革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所谓的苏联“知识精英”并没有因为他们反对过的制度被推翻而获益。当看见强大的苏联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当面对生活一下陷入困顿的普通俄罗斯民众，当自身被抛到边缘时，不少当时的苏联“知识精英”陷入了极度痛苦之中。

一

一部分知识分子主张照搬西方的自由、民主，对苏联进行激烈的政治、经济改革，但是，他们实际上“对建设性的改革活动并没有多少准备，没有能力把抽象的自由民主价值观运用于改革实践”。

美国学者大卫·科兹通过对这一时期的苏联知识分子的分析得出结论，当时“苏联经济学家所主张的不过是19世纪最简单、最天真的自由主义思想而已”，“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这种理论在西方理论经济学家当中实际上已没什么影响。”在1991年由俄英经济学家共同主持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当问及“市场是调节经济生活的最佳机制吗”时，95%的俄国经济学家表示同意，而表示同意的英国经济学家只有66%。100%的俄国经济学家都认为“私有制是市场的必要条件”，而25%的英国经济学家表示不同意。

正是在西方理论的影响下，从苏联到俄罗斯进行了激进的民主改革，采用了“500天计划”、“休克疗法”，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后来，俄罗斯学者反思道：“在改革中，知识分子中出现了一批极端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只是按教科书中的内容生活。由这些人来指导社会应该怎样做，不应该怎样做，社会将陷入混乱。……他们总是生活在虚无飘渺之中。他们自视为社会精英，总想由他们来决定俄国的命运。但是他们缺乏社会根底，常常在现实中碰得头破血流。”

拉克申是上世纪六十年代老自由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拥护戈尔巴乔夫提出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纲领以及公开性和民主化的方针，希望能实现他理想中的民主和自由。苏联解体后，他觉得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并没有到来，情况比自己预计的要严重得多，这使他的情绪更加低落。1993年3月他发表文章认为，有人“正在给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感到最为珍贵的东西——俄罗斯的历史、人民、知识分子、文化——做临终祈祷”，“不断听到掘墓的声音”，要把这些东西埋葬掉。最后他因思想苦闷，1993年7月郁郁而终。

雷巴科夫是著名的反斯大林的小说、被称为“文学炸弹”的《阿尔巴特街的儿女们》的作者。这部被禁了20多年的小说，1987年才在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下发表出来。但是后来形势的发展使他深感失望，他对搞垮苏联的行为表示“很难理解和不能饶恕”，不接受“野蛮的、营私舞弊的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