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开车玩手机入刑可行吗？（2）

 争议：开车玩手机入刑可行吗？

 反对：“开车玩手机入刑”多此一举

 开车玩手机危害之大，自然无需多言，略有常识者对此都心知肚明。而因为玩手机而不止一次引发的伤亡事故，也都印证了其严重性。但对于“开车玩手机入刑”的提议，我个人认为有待商榷。此前，《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等交通法规中对此已经作了规定：驾驶机动车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的，一次记2分。再来将其“入刑”，是否过于严苛，甚至有“多此一举”之嫌？

当然，“乱世用重典”的道理谁都懂。在手机日益普及的情况下，“低头族”越来越多，开车玩手机者也时有出现。但问题是否已经严重到非得“严刑峻法”、将其升级到“刑事案件”的程度了呢？似乎还不至于。毕竟，开车玩手机的司机是极个别，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也没有危害公共安全的主观故意，且并未造成严重后果。如果真要入刑，那么就要明确给出界定“玩手机”的标准，比如，接打电话算“玩手机”，我就从兜里掏出来在手里拿了一会儿，算不算？我推测，由此引发的争议和矛盾肯定少不了。

其实，影响驾驶安全的行为有很多，并非只有“玩手机”一项。摆弄收音机和音响、设置导航之类自不必说，哪怕是听收音机、听歌，也有走神的时候。“玩手机”入刑了，这些行为是否也要入刑？因此，我觉得现有法规对“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进行处罚，还是比较科学合理的，大可不必画蛇添足，将“玩手机”刻意拎出来说事儿。

确保行车安全，离不开法律法规保驾护航。但法律也不是万能的，更不能什么问题都寄希望于通过入刑来解决。并且，司法资源有限，什么事情都入刑，恐怕不仅起不到预期的效果，反倒会损害法律的严肃性。管住“开车玩手机”之类的危险行为，一方面要靠引导教育，让所有的司机都认识其危险性；另一方面，只要严格执行现有法律法规就足够了——发现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的，依规进行处罚；造成严重后果、触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大可不必再多此一举，弄出个“入刑”来。

“开车玩手机”入刑有“不教而诛”之嫌

现在，“开车玩手机”现象确实很严重。曾有媒体调查显示，高达96%的受访者表示“开车时打过手机”、仅有4%表示“从来没有打过”。而“开车玩手机”可能蕴含的危险，确实不容低估。但如果因此便建议将此类行为“入刑”，并不慎重、稳妥。

无论是相对于“醉驾”“毒驾”，还是此次刑法修订草案拟新增的“严重超载、超速”等危险驾驶行为，“开车玩手机”都不是一个可以简单一概而论的同性质行为，因为基于具体行为方式及相应的场合、地点不同，“玩手机”可能造成的危害存在极大差别。比如，简单的“接打手机”与“使用手机上网、玩游戏”，对应的危害性就明显不同。再如，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玩手机”，与在城市道路拥堵或等红绿灯情况下“玩手机”的危险性，同样也不能等量齐观 。在这种背景下，显然不宜简单不加区别地将此类行为一律“入刑”。

事实上，针对“开车玩手机”等行为，我国现行的交通法规也有相关禁令。如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驾驶机动车不得有拨打接听手持电话、观看电视等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但从现实执法实践来看，这些规定存在明显的缺陷。首先，相关禁令显得过于简单笼统，如只限于“拨打接听手持电话”等少数行为、没有进一步涵盖其他种类的“玩手机”行为，也没有对这类行为做进一步细化。更重要的是，对于这类“妨碍安全驾驶行为”，现行交通法规也缺乏更细化的行政处罚标准，如既有的处罚标准仅是“处警告或者2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记2分”。而这样的处罚标准不仅弹性太大、界限不明，相应的处罚力度也较轻，不足以有效应对现实中普遍存在的“开车玩手机”现象。

对于“驾车玩手机”等行为，不一定非得匆忙“入刑”，《刑法》之外的现行交通法规及行政处罚，事实上仍有很大的进一步改进完善的空间，如“细化禁止规定、完善处罚标准、加大处罚力度”等。而在行政处罚手段尚未穷尽之前，便急于推动“开车玩手机”入刑，以最严厉的“刑事处罚”来代替一般“行政处罚”，不仅有违“罪刑相适”的一般刑法入刑原则，也不符合更深层次的“慎刑”理念，有“不教而诛”或“轻教而重诛”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