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慎明：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李慎明   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

（未经许可，不得复制、印刷、出版，违者负知识产权法律责任）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给大家汇报我学习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的体会，题目就是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大家都知道，10月20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十八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近平总书记做了非常重要的讲话，会议听取和讨论了近平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近平同志就《决定》做了说明，在会议结束时做了重要讲话。

十八届四中全会，全面总结了我们党领导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成功经验，深刻分析了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面临的形势任务，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确保实现“两个一百年”做了总体部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近平同志在会议结束时候有一段非常重要的讲话，就是说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必须走对路，如果路走错了，南辕北辙，那再提什么要求和举措，也都没有意义了，所以说，全会有一条贯穿全篇的红线，这就是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重要组成，今天给大家汇报五个问题。

1、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2、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框架结构；3、准确把握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指导思想，总目标和基本原则；4、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几个相关问题的理论思考；5、坚定正确理想信念，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重点放在了第四、第五部分。

  一、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我们先看第一个问题，十八届四中全会的重大意义，我给它归纳了四点，第一，这次全会是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我们党法治优良传统，以党的全会形式，第一次专题研究法治建设，并做出《决定》的重要盛会。有人认为我国只有人治传统，没有法治传统，我个人认为这是误解，从严格意义上讲，把法治与人治相对应不科学、不准确。法治对应的应该是理治、德治、宗教治、习俗治等治理的社会规范和原则标准；而人治相对应的应该是鬼治、神治等治理主题。一个是原则标准，一个是治理主题，其中各种“治”，包括法治，都是人治的不同表现形式。

我国有没有法治传统呢？有。在原始社会末期，都有祭祖的礼仪，实际上这个是习俗制，习惯法。公元前21世纪夏王朝跨入奴隶社会开始，一直到1840年，这几千年时间，不同的统治阶级都在加强自己的立法和司法，以维护它的政治和经济的统治。经研究发现，我国迄今最早的诉讼判决书应该是青铜器的铭文，它叙述了西周晚年一场诉讼案件的始末。我国最早的成文法典《法经》是由卫国的李悝制定的。大家都知道公元前359年，商鞅为了变法，他首先是徙木立信，这也是一种法律，口头法律的形式。不是没有法律，一般来说，从整体上讲，统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它的法治应该说是良法治，它处于衰退没落时期的就是恶法治。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是所有法治都好的，法治的进步意义，它一定是在统治阶级处于上升时期，应该说这个是对整个社会有进步意义的。统治阶级，特别是剥削阶级的没落时期，它的法治是维护其腐朽统治的。所以，法治有个道路问题，我为什么一开始就说近平同志讲，不要一听法治都是好的，有个良法恶法，必须得走对路，走对道路，有人说毛主席只讲人治，不讲法治，同样是误解。

在1931年，他担任中华苏维埃主席，亲自领导并自己拟制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1941年在延安又制定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1946年又制定了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和1949年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最为重要的是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是他花了很多心血集全党全国人民智慧的大成，为我们现行宪法奠定了最基本的框架，奠定了最基本的基础，国家性质，国体政体，所有重大问题几乎都是这部宪法规定的。

咱们再举几个具体例子看看毛主席对法治的重视，1954年10月17日，他在阅看中共中央统战部的一份材料时批示：从宪法的规定看，中央和地方颁布的法令中有问题的不少，对这些有问题的法令，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处理，还是由政府处理，应当加以确定。中央和地方的党组织不能直接颁布法令，这就明确了这个原则。再看1962年3月22日，他在听取谢富治、汪东兴关于公安工作的汇报时，他说刑法需要制订，民法也需要制订，没有法律不行，现在是无法无天，不仅要制订法律，还要编制案例，包公海瑞还是注重亲自问案进行了调查研究的。1963年5月5日，他会见了朝鲜法律工作的代表团，他说社会主义的法律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新社会才刚刚建立，要建立法律体系，必须得经过一个过程，他说至今我们还没有制订出社会主义的民法和社会主义的刑法，需要积累经验。对社会主义民法和社会主义的刑法，毛主席的态度是应该予以制订，但不能过于性急。这就说明法律是社会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受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你超越不了时代，这如同社会主义事业建设本身一样，社会主义法治和法律工作是一项新的工作，应该首先积累经验，积累了一定程度，民法典和刑法典的制订自然而然就水到渠成了，如果经济社会、文化水平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再加上生产力也没发展到这一步，再加上你还没积累一定的经验，你制订不出良法来，不能在这上边犯错误，不能不要法治，这个不对，但也不能急于求成。

毛主席当年立法的相关设想在改革开放之后，由他的继承者逐渐完成，毛泽东同志在法治问题上有很多功绩，可能咱们还关注不够，当然也有失误，这也需要我们正确总结，但不能由此认为他就是人治，没有法治思想，不对。可是谁不犯错误呢，我们要正确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但不能苛求前人。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不能要求当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来开会研究我们怎么建立法治体系，那时候工作重点是以阶级斗争为纲要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我们要历史的看问题，这次四中全会就是汲取了我们中华民族的优良法治传统和我们党在解放前、解放区和建国以后的法治经验，然后在这个时候适时召开的一次法治会议。

二是抓住国内外机遇，应对国内外挑战的重大举措，大家看四中全会决定里边明确指出，我们正处在初级阶段，进入改革的攻坚区和深水区，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党面对的改革发展任务前所未有，毛病风险挑战也前所未有，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工作中的地位更加突出，作用更加重大。近平同志多次强调，挑战机遇前所未有，同时挑战也前所未有，要居安思危。他曾经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明确讲过，我们所有最严重的结局必须考虑到，包括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会不会出现。我个人认为国际方面我们有三个难得的机遇：

第一个是国际金融危机，这是推迟多年，推迟多次，不得不爆发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价值观的危机，绝不是三五年就能轻易走得出去的。正因为这样，这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机遇，所以说我们现在各种自贸区的谈判、货币兑换，这是党中央采取的正确措施，我认为正在积极推进，包括近平同志刚刚出席的G20会议，又在跟澳大利亚谈我们的货币互换的问题，这个非常重要，没有资本主义的危机，就没有我们的机遇，美元霸权会严密的控制。

第二苏联亡党亡国这个难得的反面教材走到了我们前面，警告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甚至中国军队，提醒我们苏联亡党亡国之路不能走，走了就是一场大灾难。

第三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左翼和马克思主义思潮在复兴。左翼复兴的标志，我们可以从普京这个角度来看，我认为普京是个民族主义者，他对戈尔巴乔夫的认识很深刻，我们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叶利钦是好样的，我们应该学习他们。实际上这个不对，看看普京如何对戈尔巴乔夫反思，这是最近才刚刚披露的资料，一天他散步问身边工作人员，说谁才是俄罗斯史上最大的叛徒，然后他自己回答，是那些把权力扔到地上，让一些歇斯底里的疯子捡起来的懦夫，比如尼古拉二世和戈尔巴乔夫。再比如刚刚前几天的11月8日，普京出席了苏联最后一名元帅，前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的90岁生日，并给他授了勋章，亚佐夫是什么人，是苏联8.19事件的主导成员，8.19失败以后他被捕入狱，普京现在肯定这样的人，这就是在向左走。现在世界各大国，各战略集团，不少研究机构都在研究，未来十到二十年的世界格局，不少机构认为今后十到二十年，最可能出现的黑马事件为网络战争、粮食危机、生物战争、瘟疫流行，甚至核战争，这就是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