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加快创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2）

社会文化中对少数民族的“习惯性制度化区隔”

从以上角度来审视当今中国社会的文化现象，我们就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

首先，我们的文化机构、出版社、广播电视机构，以及作家、剧作家、导演们所关注的区域，主要是我国的中原地区即汉族人口聚居区，很少关注边疆地区和其他民族的历史进程、历史人物与社会现状。有关历史题材的电影和连续剧，除了入主中原并被奉为正朔的元朝和清朝外，大都是汉人中原王朝的历史剧，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而历史上边疆政权和边疆社会中的一些杰出人物（如吐蕃王朝、大理国、西域诸国、蒙古各部、云贵川各部的政治领袖、思想家和社会精英们）则十分少见，虽然近年来数量有所增加（如《贺兰雪》、《尘埃落定》、《奢香夫人》、《木府风云》），但是与充斥在电视屏幕上的汉人题材节目相比，也许还不到百分之一，而且，在汉人观众中又有多少人（特别是青少年人）认真收看这些节目？而藏族、维吾尔族、蒙古族等边疆少数民族观众打开电视，几十个频道中内容几乎全都是汉人历史剧和汉人80后、90后白领的“小时代”节目。这种文化隔膜不仅无法创建一个涵盖13亿国民的共同文化，恰恰相反是在持续不断地构建和加深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区隔和感情区隔。

中国的电影在类别上被区分为“普通题材电影”和“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两大类。在“普通题材电影”中，我们几乎完全看不到藏、维、蒙、彝等边疆民族的角色，甚至很少看到回族和满族角色。“少数民族题材电影”的主题总是围绕着“热爱祖国，民族团结”等过于明显的政治宣传色彩。少数民族在观看国产电影时同样感到某种隔膜。那些汉语水平低的少数民族观众在看国产（普通题材）电影时，就像观看韩国和日本电影一样。

自从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我国各民族传统的地理居住格局已开始逐步发生变化。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在藏族自治地方以外居住的藏族人口已经达到54万人，占我国藏族总人口的8.6%；在新疆以外各省市居住的维吾尔族人口已有6.8万人。从发展民族交往的角度来看，这是十分积极正面的迹象。只有在居住和就业格局中逐步打破传统的民族隔离状态（藏族居住在藏区，维吾尔族居住在新疆等），才有可能在未来真正建立一个统一为“中华民族”的民族国家。沿海和中部各省市的政府和民众，应该努力帮助这些来到东部的藏族、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成员在本地定居和就业，帮助他们克服语言和生活习俗上的障碍，努力使他们感到全中国，都有可能成为他们新的家园，这样才能真正切实巩固国家的凝聚力和少数民族民众对国家的认同。在这方面，我们的新闻报导和影视节目做了哪些促进的具体工作呢？如果通过新闻报导和影视节目对他们的现实生活状况、他们在居住和就业中遇到的困难、他们与本地居民的交往进行介绍和描述，相信一定可以挖掘出许多感人的故事，为加强民族团结、促进民族交往做出贡献。

在中国，从电视上最普通的广告（汽车、服装、化妆品、食品、电器等）中很少能看到少数民族形象，中央和东部省市电视主播人、大众娱乐节目主持人中的少数民族比例也很低。这种格局一方面使广大汉族观众在日常生活中感受不到中国还生活着上亿的少数族群人口；另一方面，少数民族在主流媒体中看不到他们的形象，在感性上他们如何能够树立起“中央政府是自己的政府，北京是自己的首都，东部省市也是我们国家的组成部分”这些重要的信念呢？

我们呼吁中央电视台和作为全国人民首都的北京电视台选拔并增加来自藏、维、蒙、彝等各少数民族的电视主播人和节目主持人。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广大藏族或维吾尔族电视观众的感受一定是很不一样的，这将拉近他们与中央政府和北京的感情距离，有助于他们把这些电视台看作是“自己的电视台”。近年来，《中国好声音》中出现了来自少数民族的歌手，非“少数民族题材”的《雪蓝刀锋》中出现了蒙古族角色，这些都是令人鼓舞的变化，希望今后这些努力包容中华各民族成员的影视节目会越来越多。

我国设有特殊的“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作为非“少数民族”的汉族应当在什么程度上参与这一赛事？如果中国的“全运会”所设竞技项目是比照国际体育项目并为国际比赛培养选手，那么与之相区别的全国性“传统体育运动会”就应当包括56个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并更名为“中国传统体育运动会”。有些民族的传统体育活动实际上是同一个地区各族共享的区域性体育娱乐活动，其实不如组织跨省区或省区内的区域性传统体育运动会，让各族民众混合编组，共同参与，加深当地的民族交流和团结，还可以推动当地的文化产业和旅游活动。与此同时，许多国家队的队员选拔，也应该注意选拔少数民族运动员。当我们的国家篮球队里有维吾尔族球员、摔跤队和马术队里有蒙古族队员、射箭队里有朝鲜族队员、登山队里有藏族队员时，不仅这些少数民族的民众在观看这些比赛时的心情会完全不同，汉族民众在观看这些比赛时也会增强对各少数民族的亲近感。

在一定程度上，我国在文化、娱乐、体育等领域中形成的习惯性制度化区隔，造成汉族年青一代对我国各少数民族的生疏与漠视，也造成各少数民族对汉族社会与文化的心理隔膜。这些习惯性制度化区隔带来了这两部分国民交往中一系列文化隔膜、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华民族认同意识和共同文化的构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