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加快创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4）

培育能够凝聚各族国民的共同文化 中华民族相互交融的历史积累

1989年费孝通教授提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对几千年中华民族形成的历史勾画出了一个轮廓，指出这样一个历史悠久、虽经朝代更替而文化主线绵延不绝的多族群政治实体，在近代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下逐步从一个“自在的民族”演变成一个“自觉的民族”（费孝通，1989）。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华各族都积极投身于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保卫传统文化的战斗中。这个千年文明的多族群政体也在这一救亡图存的殊死斗争中从“大清朝”转变为“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20世纪特别是抗日战争中，“中华民族”成为团结各族、各党派、各阶层共同抗战的统一旗帜。

由于在几千年的迁移、混居、通婚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中原与周边地区各族居民之间发生了多次复杂的交往与融合，费孝通教授称之为“民族成分的大混杂和大融合”，“从生物基础，或所谓‘血统’上讲，没有哪一个民族在血统上可以说是‘纯种’”（费孝通，1989：11）。中华各族的文化，也是在这样一个几千年相互交流融合的过程中发展形成的，不仅在血缘上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在各族的传统文化中同样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汉族和少数民族应加强共性认同

我们可以从汉族和少数民族两个方面来考虑如何化解隔阂并加强共同认同。

从汉族方面考虑，首先就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大汉族主义，鼓励汉族民众和青少年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去了解和学习其他族群的历史和传统文化。由于汉族人口众多，相对比较发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群体，所以“汉—少数民族二元结构”导致的一个倾向，就是把汉族社会与“中华民族”、“中国”等同起来（马戎，2010）。中央和各地媒体谈到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是黄帝和炎帝，谈到中华民族的象征就是作为中原皇帝象征的“龙”；媒体报刊讨论“中国精神”时，列举的代表人物都是中原汉人；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系”研究的仅是汉文典籍著作；“中国历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以汉文记载下来的汉人和中原皇朝历史；“中国传统文化”是汉人和中原皇朝的传统文化；在许多重要事务和叙事中忽视甚至漠视少数民族的存在和感受。这样一种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汉族和汉人文化等同于“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思维定式，对于构建国家层面的政治文化和“中华民族”认同具有极大的破坏性。我们的国民必须认识到：只有汉族，就不能叫“中华民族”；没有各少数民族，中国也不可能拥有今天广阔的疆域。近代汉人狭隘的民族主义曾严重威胁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深刻的历史教训必须时刻牢记。

从少数民族这一方面考虑，需要更加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本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认识中华各族之间久远的历史渊源和相互交织融汇的共同文化，认识到无论在血缘还是在文化上，中华各族在不同程度上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如藏族与汉族有漫长的通婚历史，新疆东部（如哈密）的维吾尔族也有和中原民众通婚的传统。少数民族民众需要更多地关注各族历史的共享和各族文化的共性，走出“民族识别”中重视差异而忽视共性的偏差，认识到本族传统文化也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努力把对中华文化的认同放在更高一个层面上来认识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