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戎：加快创建“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

全体国民对于自己所属国家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性质与程度，这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凝聚力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必须涵盖56个民族及其居住的区域。为构建13亿国民的共同文化，汉族要坚决反对和抵制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一方面要认识本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同时走出“民族识别”中重视差异而忽视中华民族共性的偏差。汉族与少数民族民众应共同推进现代化，并在这一进程中巩固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

自17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先后进入了一个从多部族帝国、部落国家、王国及世袭封建贵族领地等各种传统形态的政治实体向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建构迈进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每个国家人口边界和地理边界的确定与变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全体国民对于自己国家所具有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的性质与程度，这是现代“民族国家”政治凝聚力和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也是一个国家保持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核心，外部势力只有在内部凝聚力瓦解之时才有可能发挥重要作用。

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国的政治领袖和知识文化精英们就一直在思考应当如何构建中国的政治体制，传统帝制的“维新版”、君主立宪、共和制、训政体制等都曾在讨论议程之中。但是，对于在新形势下如何重新塑造“中华”文化，使之成为新生中国全体国民文化凝聚力的核心，从而把国民对新国家的政治认同置于一个文化认同的基础之上，至今仍然缺乏一个结构清晰、内容鲜明的基本框架。我们要在21世纪树立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就将设计并实施中国的文化发展战略，无疑是一个极为紧迫的任务。

中华文化必须建构在各民族文化融合之上

新政治体制的构建只能脱胎于原有的政治体制，从石头中蹦出一个猴子来，那只能是神话故事。一个国家的文化结构更是不能脱离历史上延续下来的传统体系，作为“文化”基本内容的语言文献、宗教信仰、伦理价值、生活习俗、物质与非物质的文化产品以及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等等，都是彼此交汇融合的文化构成元素。尽管这些元素在历史进程中仍在不断演变与重塑，但是脱离了这些有着深厚历史感的基本文化元素而去重新设计的“新伦理”和“新文化”，很可能经不起社会动荡和外部文化冲击而短命，并使国民陷入一个“社会主流文化真空”的境地，人们就会失去道德底线，彼此毫无信任，一切唯利是图。

如果要建构一个全体中国人共享的文化体系，这就是必须考虑的两个基本要素。首先，在960万平方公里的陆地面积中，64%属于少数民族自治区域，其中人们最熟悉的是5个省级的自治区（西藏、新疆、内蒙古、宁夏和广西）；第二，在中国的13亿国民中，有1亿多人属于政府认定的“少数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明确指出，“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从这两个构建国家文化的基本要素出发，中华文化的整体结构必须在地域上涵盖所有的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在人口上必须涵盖56个民族。从历史角度来看，这个全体国民共享的共同文化必须建构在中国各地域、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融合的历史长河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