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美国崛起中的困境与应对（2）

在政治领域,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框架依旧存在,但是联邦行政部门的权力开始日益集中。美国联邦行政部门的财政预算和人员规模开始显著增加。与1900年相比,1914年服务于联邦行政部门的人员已达到292000人,增加了2倍多,联邦财政收支从4亿多美元增加到7亿多美元。联邦立法部门的改革更加强调议员的代表性,联邦参议员从各州议会选举改为各州选民直选,众议员的选区也作了调整。国会内部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诸如降低议长的权力,加强常设委员会等,目的是使社会中各种不同利益集团的声音都能在国会得到倾听,其利益诉求都能够得到表达。

美国通过健全法律和司法体系、加强监督执行法律规章的独立机构来防止腐败。国会相继通过了诸如禁止公司向联邦公职候选人捐款的法律(1907年)、竞选经费公开法(1910年)等一系列防止腐败的法律,建立了司法部公共廉洁处、联邦调查局和独立检察官等起诉公共腐败行为的联邦刑事机构,来保证政府遵循高度透明性、强烈责任感和权力限制原则,以此抑制腐败。至1914年前后,美国腐败指数已经降低到0.16的最低水平。

在经济领域,联邦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充当公正裁判的角色,根据普遍的民意倾向在不同利益集团的利益相互冲突中采取适度的平衡规范原则,最突出的举措就是美国开始认真执行反托拉斯法。1890年美国通过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最初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1890—1900年间,法院只受理了17起反垄断案件。但是随着社会呼声日益强烈,联邦政府开始强化反垄断法的实施。1901—1912年间,美国发起了94起反垄断案件调查。依据反托拉斯法,美孚石油公司、北方证劵公司等一批垄断企业被拆散。《食品和药物纯净法案》和《肉类产品监督法案》等涉及民众生命与健康的法律相继出台。环境保护越来越受重视。美国最高法院对于许多案件的判决开始顾及社会的呼声,在维护私人产权和维护公共利益和公共权利方面寻求平衡,并努力使其判决适应现代的需要,目的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竞争环境,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处理时代问题。

在道德层面,自由主义思想虽仍是美国的底色,但是美国社会各界逐渐认识到,民主需要包含一个社会的维度。放任自由的自由主义信念逐渐被一种新的信念所取代,即为了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工业社会中保证人民的自由和维护民主制度,必须对自由主义进行调整和修正,民主社会应该为所有人而运行,在坚持自由主义的同时,每个人都应该意识到大家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每个人都应该有一点对他人的社会责任。因此,在公共对话和政策制定中,必须在个人自由和社会责任之间进行平衡。(作者系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