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国际关系中的“伪多边主义”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多边主义”是在以现代民族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中国家间处理相互关系、形成开放包容的国际秩序的基本途径。然而，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关系中一种越来越令人忧虑的现象正在蔓延，这就是口头上高喊“多边主义”，而实际上推行冷战思维的“伪多边主义”。特别是美国所谓“多边主义”只是其维持霸权地位和推行“单边主义”的遮羞布，是“伪多边主义”在国际关系中的典型表现方式。

“伪多边主义”的表现和特征

首先，形式上的“多边主义”和实质上的“单边主义”合二为一，根据目的和情况的不同时而表现出似是而非的“多边”，时而表现出不加掩饰的“单边”。冷战之后美国的第一次“多边主义”行动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当时，由于萨达姆·侯赛因领导的伊拉克政府悍然入侵并吞并主权国家科威特，遭到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批准美国组建一个恢复科威特国家独立的国际军事联盟。这次行动是联合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合法地行使集体安全的权力，称得上是一次比较完美的真正的“多边主义”实践。可以看出，这次行动成功的主要原因在于，主导这次行动的美国老布什政府以联合国为舞台所采取的成功的“多边主义”外交，而不是只局限于西方盟友小圈子的所谓“多边主义”。然而，美国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发出的“多边主义”之光很快就熄灭了，打着“多边主义”旗号的“伪多边主义”逐渐走向前台，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的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所造成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则给“伪多边主义”粉墨登场提供了合适的机会。为了实现自己的地缘政治目标，美国除了纠集北约盟友外，还迫使南斯拉夫周边的一些国家和自己站在一起，不顾俄罗斯的强烈反对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的质疑而发起了所谓“多边主义”干预行动，用打一方拉一方的不公正做法扶植南斯拉夫的分离共和国获得了独立。然而，分裂的进程并没有终止，塞尔维亚共和国的科索沃自治省在西方势力的鼓动下也开始以武谋独，塞尔维亚被迫武力镇压，从而又一次为“伪多边主义”的出场提供了机会。进入21世纪以来，“伪多边主义”有增无减，无论是美国在“9·11事件”后的全球反恐战争，还是打着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旗号对伊拉克的入侵，抑或是在阿富汗长达二十年之久的军事行动，都是“伪多边主义”的典型表现。

其次，“伪多边主义”对国际责任和多边国际组织保持一种“合则留不合则弃”的轻蔑态度。冷战之后，美国国内出现了关于美国国际角色的争论，其中延续至今的争论是国内政策和国际政策的关系问题。对此，“美国第一”主义者认为，美国的对外政策应该直接服务于美国的国内政策，国际责任的基础是美国的利益，同时还反对美国对国际社会承担长期的和无止境的义务，因为这种义务会限制美国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对联合国的地位和作用都抱有怀疑和轻蔑，致使美国成为联合国会费的最大拖欠国，一些持有“美国第一”理念的美国政客甚至还试图阻止美国继续参与联合国的相关行动。与“美国第一”主义者同时出现的还有“美国霸权维护论者”，这些人认为冷战后的美国完全有能力在世界范围内肆意行使美国的所谓领导权，他们在这样做时往往都将“多边主义”和联合国挂在嘴边，但在内心却坚定地认为美国应该随时准备单独行动。在这些人的观念和行动中隐含着一种假定，即美国有创造世界秩序的最好的思想、最强的制度和最优越的天赋，与之相比，冗沉拖沓的联合国机制永远都不会产生有效的执行力。在克林顿当政时期，美国在世界的霸主地位更被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权力，由此派生而来的“伪多边主义”更表现得愈加特殊和无所顾忌。例如，对接受美国领导地位的国家予以各种经济优惠措施作为奖励，而对不愿顺从美国意愿的国家则采取各种软硬兼施的“招安”手段。此外，在谈判建立多边经济组织时，美国政府经常利用实力地位迫使其他国家接受其主张，这种情形既出现在与加拿大和墨西哥就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中，也出现在日美贸易谈判中。在关税暨贸易总协定（GATT）的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美国政府用粗暴施压的手段逼迫别国让步，动辄以退出谈判相威胁。对此，美国政府辩解说是建立自由的世界经济秩序之必需。拜登政府上台前声称美国要摒弃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外交，重回“多边主义”。然而，一年多以来的事实已经充分表明，拜登政府所宣扬的“多边主义”仍然是新瓶装旧酒，美国的利益是所有外交政策的圭臬。为此，在任何所谓“多边”外交中，美国都不忘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的有色眼镜打量别国，致使许多事关国际社会福祉的多边行动举步维艰：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由于美国对俄罗斯的遏制，欧洲的能源安全面临威胁；由于美国对中国的遏制，东北亚自由贸易区无法建立。然而，讽刺的是，当美国施行这种带有强烈冷战思维的遏制战略时，却往往打着“多边主义”的旗号，透露着虚伪性和欺骗性。

再次，“伪多边主义”无视国际法和国际准则的普遍性原则，经常以所谓“特殊性”和“例外”为自己的行动张目。当国际准则和国际法不符合某个时期美国的利益和需要时，国际法和国际准则便可弃之如敝屣。由于这个缘故，随着“伪多边主义”亮相的往往不是克制和遵守国际准则，而是图穷匕见般的战争威胁。以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为代表的一批鹰派人物就公开鼓吹美国应该通过战争手段建立美国的领导地位，号召抛弃小心翼翼的渐进主义和谨慎，转而采取快速果断的措施遂行美国的目标。为了实现这种转变，美国“不需要和任何人商量，因为所有的地方习俗和根深蒂固的倾向都要在美国所谓“自由价值观的理性力量”面前俯首称臣。由此不难看出，“伪多边主义”就是披着“多边主义”外衣的单边主义，在特朗普执政的四年间美国政府连这件外衣也懒得穿了，露出了赤裸裸的单边主义獠牙。特朗普政府外交战略的根本原则是“美国优先”，全力确保美国国内的发展和利益，减轻国际责任；大国竞争重新成为美国国家安全的核心关切；泛化国家安全，强调经济安全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拜登政府口头高喊多边主义，实际上则继承了特朗普政府的上述政策理念。在《拯救特朗普之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一文中，可以看出拜登的对华政策主要有三条：首先是美国将与其他西方国家联合起来，凭借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一半以上的优势，塑造从环境到劳动力、贸易、技术以及透明度的规则；其次是采取强硬措施，阻止中国主导未来的产业和技术发展；最后则是准备在气候变化、防止核扩散和全球卫生安全等两国“利益交汇的问题”上与中国合作。这三条的核心是通过“为我所用”的所谓规则遏制中国的发展壮大。可以看出，在制定规则时，美国必先通过和西方盟友私相授受的“伪多边主义”将片面维护集团利益的规则强加于中国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使这些国家永远处在发展价值链的下游而无法壮大综合国力和提高国民的生活水平。因此，中国一定不会接受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这种将别人的手脚捆起来的不公正规则，必然会在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基础上制定更具普遍性和包容性的全球规则。这样，在世界舞台上就会出现真正“多边主义”和“伪多边主义”的全面较量，拜登希望只在中美“利益交汇的问题”上进行合作的想法恐怕不现实。

最后，霸权思维和冷战思维是隐藏在“伪多边主义”之中的核心内容。霸权思维既是冷战期间美国维护其全球地位的核心，同时更是冷战后美国巩固和扩展其全球优势地位的不二法门，这一点不管是在美国共和党所坚持的“美国第一”主义还是在民主党倡导的所谓“国际主义”外交中都明显地展现出来。霸权地位的维护和冷战思维的坚持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只有坚持冷战思维才能掀起大国对抗，只有掀起大国对抗才能在欧亚大陆制造紧张局面，只有出现紧张局面才能给美国提供控制西方盟友的地缘政治环境。为了在后冷战时期维护军事霸权和经济霸权，美国更为注重文化和意识形态霸权的构建，这在主张美国在对外政策中应该更多地利用多边工具的学者和政客中体现得尤为明显。这些人承认美国力量在走下坡路，世界格局在向多极化发展，但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美国的理想主义文化和与之相关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才应成为全球标准。这一诉求在美国政府于2021年底举办的所谓“世界领导人民主峰会”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获邀参加这次会议的许多国家和地区无论是以基本的人权标准衡量还是从一般意义上的民主标准来看都离民主国家相当远，它们在美国政府眼里具备民主资格的唯一原因是它们对美国谋求地区和全球主导地位的理解和顺从。中国和俄罗斯等众多国家则由于主张在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基础上以真正的多边主义途径塑造公平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被美国视为“非民主国家”。这次所谓“民主峰会”就是一次“伪多边主义”的生动写照，因为其表面上的多边主义形式的背后隐藏的是遏制中国和俄罗斯、维护美国全球霸权企图。

“伪多边主义”的危害

第一，“伪多边主义”是开启大国对抗的重要根源。冷战结束以后，国际社会普遍希望威胁世界和平的大国对抗一去不复返，希望国际关系走向民主和国家间关系实现平等。然而，美国谋求在冷战之后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的企图却和上述愿望格格不入。为了维持霸权，美国要保留北约和俄罗斯对抗，为了同样的目的，美国也要加强日美同盟和韩美同盟围堵中国。一句话，为了控制世界，美国需要的是以集团政治为表现形式的“伪多边主义”，而不是开放、包容的“真正的多边主义”。由于“伪多边主义”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维持和巩固美国的世界霸权，而有能力对美国的霸权地位构成实质性挑战的国家只有中国、俄罗斯这样的世界性大国，美国主导的“伪多边主义”一定会将这两个国家排斥在外。因此，“伪多边主义”必然会在大国关系中造成对抗。美国不仅要利用“伪多边主义”挑起与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世界性大国的对抗，而且还要对威胁美国地区霸权的一些地区性大国展开以围堵、制裁和直接武力攻击为主要形式的高强度对抗。例如，在伊朗和朝鲜发展核武器问题上，美国就经常绕开联合国的处理机制，纠集其盟友对上述两国展开所谓多边制裁和武力威慑。又如，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的贸易、金融等领域均受到明显影响，同时欧洲国家也因此遭遇了能源危机。这些做法不仅毫无必要地恶化了相关地区的局势，而且破坏了大国关系，使各方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解决两国核问题变得更加复杂。

第二，“伪多边主义”破坏联合国在维持世界和平问题上的中心地位，使该组织的职能面临虚化和边缘化的危险。众所周知，联合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下形成的最具普遍性的多边主义国际组织，其在国际关系各项事务中的不可或缺性得到了世界各国的一致认可。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对抗虽然激烈，但双方都未打算放弃联合国这个平台，都希望在联合国争取其他国家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冷战期间的联合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着世界舆论的风向标，是国际道德的高地，在国际关系中的权威性和合法性不容置疑。然而，冷战后国际格局的变化使美国的一些政治势力更加坚定地认为，美国是特殊的，美国优于他国，美国代表着进步和未来，领导世界的责任历史性地落在了美国的肩上，世界其他国家应该谦卑地承认美国所谓优越地位并接受美国的领导。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美国在推行自己的全球主张时，经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和不容置疑的口吻要求得到联合国的合法授权，在其诉求遭到否决时，则会以和核心盟友及若干利益相关者组成联盟的“伪多边主义”的形式遂行其意图。通过上述途径，美国推翻了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强行扶植科索沃独立，在东欧和东北亚部署反导系统，对伊朗和朝鲜追加未经联合国批准的额外制裁，北约东扩挑衅俄罗斯导致乌克兰危机，在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等等。

第三，“伪多边主义”的上述行径导致的结果必然是冷战思维的回归。冷战思维就是寻求在大国之间进行全面的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对抗的零和思维。美国遵循冷战思维所推行的各种“伪多边主义”行动的目的是对抗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发展大势，维护美国的全球霸权。所谓“民主峰会”就因其虚伪性和分裂性而招致广泛批评和反对，中国和俄罗斯两国驻美大使发布联合署名文章，指出该峰会是冷战思维的产物，将挑起意识形态对抗和世界分裂，制造新的“分隔线”。美国《国家》杂志的一篇社论文章也认为，这次峰会表明，拜登“美国回来了”这一口号背后的核心是支持北约盟国同俄罗斯展开新的全球对抗，同时也在越来越多的方面同中国对抗。文章强调说，目前除了灾难性的气候变化和持续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构成了生存威胁外，更不祥的是，拜登似乎正在复兴冷战时期的政治。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文章还进一步指出，在2021年6月北约峰会的最后公报中，该组织不仅宣称俄罗斯的所谓“侵略行动”对欧洲－大西洋的安全构成了威胁，还首次提出中国日益增长的影响力和国际政策也是它们的“系统性挑战”。对于美国谋求通过虚伪的民主和虚伪的“多边主义”复活冷战思维的举动，有些国家看得很明白，如受到美国邀请参会的巴基斯坦就拒绝参会，该国时任总理伊姆兰汗一针见血地指出：现在的局势正在走向一场冷战，一些国家再次走向建立集团的歧途，巴基斯坦必须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绝不能成为任何集团的一部分。可以看出，当“多边主义”被用作维护美国霸权的工具时，其背后所隐藏的冷战思维随时都会露出真面目。

第四，“伪多边主义”将加剧国家间的不信任，破坏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和运行。国际合作机制是在共同的国际行为模式下存在的一整套协调国家间关系的原则、准则、规则和决策程序，一般具有透明性、可靠性、责任性、一致性和非武力性。以上因素要求国家间要有更多的沟通渠道以使国际体系更加“公开化”；要求遵守《联合国宪章》及其相关组织的执法权力；更多地采取有利于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以阻止跨国威胁。上述要求只有在真正的、非歧视性的多边主义框架下才能实现，而“伪多边主义”展示出来的排他性、不透明性、多变性和分裂性恰恰证明，普遍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形成和运作面临着严重的障碍。大国合作是建立有效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基本推动力，但“伪多边主义”却总是通过各种方式在大国关系中制造不和，这一点明显地表现在国际安全合作机制建立方面。近年来，美国先是以印太战略取代亚太战略，又以“五眼联盟”和“奥库斯”（AUKUS）强化其核心，看似要建立范围更广的多边安全机制，实则是以“伪多边主义”为手段构建具有冷战色彩的遏制中国盟友体系，从而加剧中美对抗，离间中国和周边国家关系，使建立在真正的多边主义框架下的国际安全合作机制无法形成。

第五，“伪多边主义”不仅无力阻止和消除地区动荡、民族冲突和国际恐怖主义，反而可能使这些威胁众多地区社会福祉的消极因素在夹缝中求生存，在大国的相互对抗中求发展。冷战结束以来，以恐怖主义、教派冲突和民族冲突为表现方式的地区动荡对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和平稳定都构成了不同程度的威胁，更使冲突殃及地区的民众陷入了深重的灾难。面对这些问题，“伪多边主义”总是从自己的小圈子的利益或角度出发，以玩弄自由民主牌、人权牌和地缘政治牌的办法在国际社会制造分裂，使问题迁延不决甚至火上浇油。这一点不仅体现在持续数十年的巴以和平问题上，也体现在叙利亚内战中和利比亚的各派冲突中，更体现在对发生在不同国家的恐怖主义的双重标准里，而北约东扩所导致的乌克兰危机则是美国炮制的又一地区动荡。鉴于此，以中国、俄罗斯（有时甚至还包括一些西方国家）为代表的一些世界和地区大国曾长期努力试图以更普遍有效的多边主义框架谋求各种冲突的解决。然而，美国及其少数核心盟友总能以“伪多边主义”的办法把水搅浑。

“伪多边主义”的化解

首先，强化联合国在全球事务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化解“伪多边主义”的国际法基础。建立联合国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思想是世界主要国家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所遭受的前所未见的战争惨祸的集体回应，其普遍性和包容性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其权威性和有效性无可替代。因此，在联合国框架内依据国际法基本准则解决国际争端是世界各国的共同愿望，也应成为国际政治秩序变革的基础。奉行“伪多边主义”的少数国家不时贬低联合国的作用，认为《联合国宪章》已经过时，然而事实正好相反，恰恰是联合国的存在和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国际法的广泛影响，才使某些国家企图在国际社会为所欲为、唯我独尊的霸权行为得到有力遏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奉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是联合国作用的有力维护者。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持走多边主义道路，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全球治理应该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各国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使全球治理体系符合变化了的世界政治经济，满足应对全球性挑战的现实需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历史趋势。”

其次，进一步彰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时代意义和现实必要性，并将其作为化解“伪多边主义”的行动指南。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主张国家不分大小强弱、无论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的差异，都应该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惠和和平共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规范新中国与印度、缅甸之间的关系，很快在万隆会议上得到了广泛接受，成为新中国与世界各国发展关系的政策基石，也是中国推动国际政治秩序变革的基础理念。近70年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所展现出来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与“伪多边主义”的排他性和封闭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有力武器。更为重要的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相得益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适用于各种社会制度、发展水平、体量规模国家之间的关系，反对任何国家以大欺小、以强凌弱、垄断国际事务，为和平解决国家间历史遗留问题和国际争端提供了新的更可行的途径。可以看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联合国宪章》赋予了可见、可行、可依循的内涵，这些内涵的光大和在更广泛的国际事务中的践行将使以联合国为代表的真正的多边主义焕发出更强的生命力。

最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摒弃结盟政治是化解“伪多边主义”的实践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质就是要建立不同于旧的强权政治的新型国际关系。新型国际关系的特点是民主化、法治化和合理化。民主化要求世界命运由各国共同掌握，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书写，全球事务由各国共同治理，发展成果由各国共同分享；法治化要求各国在国际事务中遵守国际法和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用统一适用的规则来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问题；合理化要求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充分体现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关切和诉求。要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法治化和合理化就必须反对结盟政治。结盟政治是西方强权政治的产物，是造成世界分裂和战争的根源，是“伪多边主义”之所以“虚伪”的现实原因。因此，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中国坚持结伴不结盟，走出了一条国家间交往的新路，构建了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建设性伙伴关系，超越了文明冲突、冷战思维和零和思维等陈旧观念，为建立真正的多边主义国际体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参考文献】

①《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年。

②李景治、林甦主编：《当代世界经济与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

③约翰·鲁杰，王逸舟主编，苏长和等译：《多边主义》，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