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从“社会运行论”到“实践结构论”（2）

郑杭生根据与中国早期社会转型特点的比较，首次提出了“社会转型加速期”的概念，并用来特指自1978年以来的中国社会转型。“从总体上说，中国社会转型是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正式开始的。”他根据发展速度的不同把中国从1840年至今的社会转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1840年至1949年为第一阶段，是慢速发展阶段；1949年至1978年为第二阶段，是中速发展阶段；1978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是快速发展阶段，通称为中国社会转型加速期。

为了进一步具体说明中国社会在“社会转型加速期”的特点并推动有关社会转型研究的进一步开展，郑杭生通过深入研究和理论抽象，提出了“社会转型度”和“社会转型势”等新概念。

社会转型度是用来说明和衡量中国社会转型程度和特点的概念，包括速度、广度、深度、难度和向度五个次级概念。社会转型势是对社会转型度的更深一步的研究。转型度反映社会转型的整体状况，转型势则是更进一步地探测成为这一状况的原因。它从社会转型的不平衡性入手，特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或社区社会转型的能力、态势及其发展趋势。根据社会转型的不同，可以把中国社会划分为优势级、中势级、弱势级等三级不同的转型地区。

郑杭生指出，对一个国家、地区或一个社会、社区的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社会转型研究，总是围绕两个基本方面即社会转型的度和势展开的。离开这两个方面，任何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都无以立足。

世纪之交，构建“学科本土论”，为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拓展和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创建工作奠定理论基础

“学科本土论”是郑杭生对自己于世纪之交构建的一个社会学理论——社会学本土化理论的简称。它通过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经历的本土化过程的更为开阔的眼界，对社会学中国化问题进行了一次新的深入研究。

“西方化”倾向是实现社会学本土化的一个巨大障碍。对此，郑杭生明确指出：“毫无疑问，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学科是从西方引进或传入的，学习和借鉴西方社会学的知识和经验对非西方国家社会学的壮大和发展颇为必要。但是，非西方国家社会学研究和建设的西方化现象，却是一种病态现象，对社会学学科在这些国家的成长和发展极为有害。”这种有害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方面，非西方国家社会学的西方化使这些国家的社会学理论难以突破，处于肤浅状况，应用研究亦难有成效。另一方面，社会学研究的西方化使非西方国家的社会学者长期处于一种模仿他人研究的状态，最终使非西方国家社会学沦为西方社会学的附庸。

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形成社会学的中国学派，并使之能够和国际上的强势社会学平等对话，具有本土特色的社会学理论构建是一项基础工作。为此， 郑杭生及其学术群体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社会学理论探索与应用研究，并依循他提出的“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 的思路进行了当代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构建、拓展和社会学中国学派的创建工作。

21世纪初，从现代性的转换及其所导致的个人与社会关系模式的转化这一具体事实来构建“社会互构论”

肇始于西方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过程即社会现代化过程，用社会学的语言来表述，即是现代性的发生与拓展的过程。如果说现代性构成了以往社会学的观察和思考的视野，那么社会互构论的视野则来自于对现代性的新的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