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作为“以往社会学的观察和思考的视野”的现代性,郑杭生称之为“旧式现代性”,它起源于西方,贯穿了西方的文化价值观(个人自由意志至高无上、个人行为自主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个人的理想价值是获得事业的成功)。这种价值观虽然对于西方的社会发展和文明扩张,产生了不可低估的重要作用;但也推动了个人欲望的无限膨胀,既恶化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恶化了人与人的关系。最终,西方现代性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生态环境问题,人类为此付出了双重代价,这种现代性的不断扩展,甚至祸及“南方”和整个世界。这一过程造成的“独特的现代困境”——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的紧张关系,构成了西方社会学的基本论题。
社会互构论是关于社会行动主体间的互构共变关系的社会学理论,是奠基在新型现代性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赢、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所谓互构,即指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建塑与型构关系。所谓共变,是指社会行动主体互构关系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同向谐变、逆向冲突等都被视为共变的基本形式。社会互构论更强调对正向谐变的研究,把逆向冲突视为达到同向谐变必须解决的课题。
社会互构论的上述基本观点和理路,不仅是对西方传统或经典社会学理论的超越;它与当代西方社会学的重建运动及其理论形态,也形成了根本的区别。
2007年,又构建“实践结构论”, 提出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回答当代中国社会实践结构的新变化
郑杭生指出,在当代世界、当今中国,有多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代表性新趋势或有新特点的主要趋势,即社会生产的信息化、符码化、数字化和网络化的影响,“去集体化”和“去组织化”的继续,劳动与资本传统关系的变化,有形劳动社会地位的改变,以及经济活动与社会安全、财富分配与风险分配、生活世界与系统世界的不平衡、多种因素的复合效应。它们既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的结果,又是这一巨变的表现。
他进一步指出,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有两个维度,即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现代性全球化和本土社会转型这两个维度所发生的作用、所产生的效果即“二维效应”。对于上述两种力量、两个维度、二维效应展开社会学分析,他称之为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或二维视角。
“实践结构论”是对我国社会实践发生的结构性巨变做出的新的理论概括,对构建和谐社会所需的深层理念的更新、社会结构的调整、社会功能的转换、社会矛盾的处理、社会信任的重建等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
学人名片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14年11月9日因病逝世,享年78岁。先生致力于社会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构建,开创了社会运行流派,主要论著有《中国社会结构》、《中国社会学史新编》、《二十世纪中国的社会学本土化》等,为社会学的中国化和中国特色社会学的构建做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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