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一南：古田会议精神是从哪里来的（2）

为什么说朱德同志作为争论一方也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朱德同志曾讲：“在红四军的七大上，有人说我放大炮、说大话，说要红遍福建、江西，打到武汉、南京，解放全中国。这不是放大炮、说大话、吹牛皮，这是为了鼓舞斗志向前看、向远看，对革命前途要充满信心。又有人说我拉拢下级，常和下面的官兵混在一起，这不是拉拢下级，搞什么小组织活动，这是为了和下级打成一片，便于及时了解下面的情况。还有人说我有游击习气，不像个官样，穿的和士兵一样破破烂烂，这并不是游击习气，这是因为目前我们生活等各方面条件还很差，是为了群众化，不脱离群众。”

今天来看，七大、九大对朱德的一些批评也不尽合理。因为，当时的朱德毕竟来自于旧军队，而朱、毛两人接触才刚一年多一点时间，需要有一个磨合期。后来，随着时间推移，对朱德真正了解后，他的忠诚就成为鲜明而宝贵的特质。

为古田会议作出很大贡献的不仅有朱德，还包括陈毅。陈毅在古田会议之前的历次争论中，一直扮演了调和者的角色，但被毛泽东批判为“陈毅主义”。陈毅后来讲：“不上高山，难见平地。”他说，当局者迷，在红四军干的时候，整天在那儿争吵，感觉不出来。到了中央，周恩来向他介绍全国的形势，介绍了红四军经验的推广对各个根据地的示范作用，令他大吃一惊。原来，吵吵闹闹的红四军竟然是那么坚定地走着正确的革命道路。毛泽东、朱德竟带头创造出了这么宝贵的经验。陈毅说：“在上海进了两个多月的训练班才真正领悟到红四军奋斗的伟大，毛泽东实践的伟大。”

当然，这其中也包括周恩来所作的贡献。周恩来最早起草了要求朱、毛离队的中央“二月来信”，遭到毛泽东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收到毛泽东的来信后，发现自己判断错误，迅速纠正调整，马上复信不再要求分散，同意朱、毛暂时不来中央。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从谏如流。1929年8月，周恩来代表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来信”，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的建军主张，提出“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是红军中政治命脉”这样鲜明的口号，要求绝不能动摇这一根本路线。政治建军，绝不单单是毛泽东的个人认识，周恩来也认为，政治工作是红军中的政治命脉，绝不能动摇这一根本路线。陈毅到上海后，周恩来多次与之交谈，才最终形成了更加明确肯定和维护毛泽东主张的中央“九月来信”。

红四军领导层能够最终化解矛盾，走向团结;毛泽东能够进一步施展才华，成长为全党领袖，都与周恩来的果断支持密不可分。周恩来作为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如果存有私心或判断失误，对毛泽东进行打压，我们很难设想中国革命未来的发展。

古田会议的最大意义，在于通过探索者团队相互促进的“试错纠错”，完成了对一支农军武装的改造

今天，我们回看当时争论的各方，都有问题和缺点。共产党的力量就在于把各方面正确的东西综合起来，把各方面错误的东西加以排除，这是共产党最大的力量所在。

整个红四军争论的过程，古田会议争论的过程，最直接的参与者是毛泽东、朱德，然后是支持朱德的陈毅和支持毛泽东的林彪，还有将局面搅得更乱的刘安恭以及最后正确决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周恩来。除牺牲的刘安恭外，其他人后来都成为我党我军的领袖、领导人。虽然他们已随历史远去，但今天看来依然崇高。其实，如果我们设身处地换位思考，当年的他们，就是一伙为革命、为理想而不懈奋斗、不断探索的年轻人。当年，毛泽东36岁，朱德岁数大一些43岁，周恩来31岁，陈毅28岁，刘安恭30岁，林彪22岁。就是这伙年轻人，矛盾、斗争、分歧、争论，革命怎么搞?红军怎么建设?胜利怎么夺取?在这样的一个进程中，他们都是杰出的、勇敢的探索者，并不能说哪一个人是绝对正确的或是绝对错误的，大家是在相互促进。最终，他们探索出了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逐渐成长为这个党、这支军队不可替代的中坚力量。这样一个领袖集团，这样一个指挥班子，这样一支队伍，使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成为历史必然。这才是古田会议最大的意义所在。

古田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林彪等人为领导主体的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对一支传统农民军队的改造，也避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和这支武装再次走入农民起义的历史困境。中国历史上的历次农民起义，进了城、夺了权、坐天下，最后都垮掉了。中国共产党没有成为任何一支农民起义队伍的“尾巴”，没有走他们的老路，这种斗争精神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残酷的斗争现实面前，不得不突破教条主义的框框，立足中国国情，把中国革命明确定位于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开始了革命重心由城市向农村的历史性转变。而这一转变，由于农民大量加入，使党和红军的成分结构迅速发生了质的变化。从关于当时朱、毛红军历史状况的一些统计报告中可见，当时的南昌起义部队，即叶挺部、贺龙部的人员，后来大部分成了红军的干部，只占全军人数的十分之二。赣南、闽西新招募的士兵占十分之二。农民成为这支队伍的主要力量，这是与马克思主义关于共产党以工人阶级为核心的理论相悖的，因此具有很多农业社会的特点。

根据地创建初期，浓厚存在于农村中的宗族观念、地方观念、排外观念、太平享乐观念等，与农民的革命主体地位严重不相适应，负面影响日益凸显，产生了诸多有悖于革命宗旨的倾向。比如，顽固的宗族观念。这在党领导的农民暴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仇视城市的观念。一些人笼统地反对城市，当时中央的报告中描述“一些人笼统地反对城市，斗争一起来便要攻城，倾向于采用极端、暴力的途径，导致城乡的对立”。严重的地方观念。当时，第28团想去赣南打游击，因该团赣南人多，第31团想回浏阳平江，第29团想去湘南，湘赣边界的同志主张在边界游击，都不愿意到远离家乡的地方去打仗。组织纪律观念淡薄。长期的小农经济生产生活，使农民队伍很难适应严格的组织纪律。有的队伍刚刚组织起来，很快又散掉了。有的农民来参军，一看不适应，很快又走了。这从后来中央的报告中提到的一个现象就可见一斑。当时，红四军浴血奋战打下汀州城后，一些农军见稻谷正值成熟，便纷纷脱离队伍回家割稻，城防竟无人顾及，导致在豪绅地主的反扑下，汀州城得而复失。从这个事例可以看出，这是一支纪律涣散的农民队伍。